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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艳|显性的符号与隐蔽的逻辑——贾国平室内乐作品《清风静响》研究

中国当代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贾国平教授在民族室内乐创作领域颇具影响力。多年来,贾教授致力于开拓民族乐器的演奏法、音色以及中西乐器相互融合的“混合室内乐”,探讨建构音乐作品的新途径与新观念等相关问题,完成了《颓败线的颤动》(1999)、《天际风声》(2002)、《碎影》(2003)等室内乐代表作。创作于2011年的《清风静响》,是他创作历程中一部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作品。该作为板胡、笙、琵琶与古筝而作,标题来自郑板桥《墨竹图》的题诗,作曲家以新的声音观念将当代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艺术进行勾连。


作曲家曾谈到:“每件中国乐器都是充满了诗意的音乐器具。如何在这个传统之上创新?如何赋予这些充满诗意的乐器新的表现力与新的美感?这些思考是写作此曲的出发点。”[1]基于此,作曲家在《清风静响》中探索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推动着民族室内乐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作曲家将核心音的思维进行淡化,尝试在符号制约之下探索新的音响与音色空间。笔者将论文命名为“显性的符号与隐蔽的逻辑”,意图在当代音乐创作语境下探索作曲家如何突破传统并赋予作品新的逻辑范式。接下来,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探讨作曲家如何以富有逻辑的设计、运用符号意义的限定与所指,开拓每一件中国乐器的表现力,进而表达“清风静响”的诗意画面,从而在美学层面达到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

一、结构单元的整体逻辑设计


之所以将该作界定为贾国平教授创作历程中一部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作品,首先须从《清风静响》的整体结构形态谈起。作曲家借用规约符号设定了作品的整体结构,即作曲家预设了一张音色结构手稿草图:全曲共127小节,每小节均被设计成独立的音响瞬间,由不同的符号指示乐器音色的组合形态。语言学家格雷马斯认为:“每一个未打开的文本都被一种无时性的‘符号方阵’控制。”[2]可以说,对于这张手稿草图的研究过程正是打开乐谱文本“符号方阵”的过程。在此借用“方阵”一词,势必要在作品建构过程中找寻到一定的逻辑关系。


结合对作曲家的访谈以及对手稿草图的分析,笔者可以得出以下观点:首先,作曲家在该作的结构设计草案中规定了具体的字母作为指示符号,代表不同的乐器音色,具体如下:H代表板胡,P代表琵琶,S代表笙,K代表古筝。其次,作曲家对这四件乐器的音色组合与排列进行了精心设计,并形成一张确定性的音色结构草图,每一小节即是一个独立的乐器音色空间,分别以具体的小节数(①、②、③等)指示乐器音色的组合形态。根据下图作曲家的设计手稿可知,第一小节①指示了琵琶(P)、板胡(H)、笙(S)、古筝(K)四件乐器的音色组合,第二小节②则是笙(S)和古筝(K)两件乐器的合奏,第三小节③又再次回到四件乐器,第四小节④则是琵琶(P)、笙(S)和古筝(K)三件乐器,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全曲127小节的所有音响组合形态。

图1:《清风静响》乐器音色结构设计手稿草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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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4—6小节为例(见谱例1)。第4和第5小节的乐器音色组合为琵琶(P)、笙(S)、古筝(K),第6小节的乐器音色组合为琵琶(P)、板胡(H)、古筝(K)。笔者在以下谱例中用虚线框出了这三个小节的乐器组合形式,至此,我们可以确定该作的结构单元设计以乐器音色的组合为核心,这是一部由作曲家进行预设的可控之作。

谱例1 《清风静响》4-6小节乐器音色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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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音乐学家尼古拉斯·库克教授在其著作《音乐分析指南》中提出了符号分析法付诸于音乐分析实践的观点。就分析路径而言,他归纳了两个步骤:1.将作品划分为一个个具有一定意义的单元;2.找出这些单元在作品中的分布方式,也就是提炼出控制单元分布的原则,这一分析方法被称为“分布分析法”[4]。就观念而言,库克教授提出了“显性化”这一术语,他指出符号分析者的主要任务是解释隐藏在音乐结构中的方方面面这一过程,也就是将隐蔽于作品中的各要素予以公开化。[5]


通过对作曲家手稿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作曲家通过规约符号为此作预设了每一小节所使用的乐器以及组合方式,每一小节的纵向音响组合是确定性的,显然,这里的每一小节都可以呼应库克教授提出的“有意义的结构单元”。那么每一个结构单元彼此之间是否是简单的拼贴与组合呢?在建构全曲的过程中,它们在横向关系上又有何逻辑?通过手稿和乐谱可以发现,作曲家将全曲分为四个部分,分别用罗马数字Ⅰ、Ⅱ、Ⅲ、Ⅳ来表示。第一至第三部分的结构长度不断递增,分别为20、30、50 小节,第四部分递减为27小节。作曲家在设计每一件乐器的陈述方式与句法长度时,同样遵循了“先递增再递减”的逻辑。以第三部分古筝(K)声部的陈述为例,其陈述句法长度一开始为2小节或3小节,随后递增为5小节或7小节,最后依次递减为2小节和1小节的音响瞬间。如下图:

图2 《清风静响》第三部分(50—100)小节中的古筝声部陈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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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第三部分,板胡、笙、琵琶另外三件乐器也均是以同样的句法形态建构而成,整体呈现出以1-3小节长度不等的零碎音响瞬间增长为5-7小节的长乐句音响片段,再逐渐消减为碎片化音响瞬间这一过程。作曲家将每件乐器的长乐句音响片段置于不同的结构位置,并用华彩的手法加以装饰,我们可将其视为每一声部的一个高潮点。就陈述逻辑而言,总体呈现出板胡、古筝、笙、琵琶的华彩式长乐句音响片段依次进入的局面,营造出彼此起伏的整体音响效果。

图3 《清风静响》第三部分(50-100)小节中不同声部的高潮点及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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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有意义的结构单元”在作品中的分布方式、作曲家强调四件乐器的长乐句音响片段作为不同声部的高潮点依次呈现,也就是控制单元分布的原则。可以说,这是我们对隐蔽于作品中的各要素以及结构单元的整体逻辑设计予以“显性化”的过程分析。那么,草图上这张看似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是用什么的作曲技法进行填充并形成最终的音乐文本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音响材料问题。


二、基于乐器定弦音高的

多元音响形态陈述

该作在贾国平教授创作历程中的转折点意义之二体现在作曲家对音响形态的开拓上。贾国平同样设定了具有规约意义的“音响符号”,在其制约之下探索新的音响与音色空间。在这部作品中,这一规约符号被设定为板胡与琵琶的定弦音高,即D、A、E三个音,通过开拓演奏法使其在不同的乐器音色上予以呈现,以多元的音响音色呼应大自然中风的不同力度、强度、速度等多样形态。贾国平曾谈到:“音乐中每一个细微的音响事件都如同一个‘单细胞’,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这些‘细胞’会以一连串的方式相继呈现。”[6] 通过分析可知,作曲家在该作中将这个“单细胞”设定为一个纯五度音程,也就是板胡的五度定弦(D-A),上述定弦音高A与E也构成纯五度,在此基础之上,作曲家从演奏法、音色等不同层面开拓了这个“单细胞”所有音响的可能。


以板胡声部所呈现的D-A这一“单细胞”为例,作曲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同一“单细胞”音高素材的声音表达。途径之一是“D-A”核心音高的显性呈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观地从乐谱上观察到“D-A”这个五度音程的不同呈现形态。作品开始先以开门见山的笔法用十六分音符时值的和声音程在空弦上拉奏出“D-A”这个实音,随即转入人工泛音,之后又转为人工泛音的分解式震音音型;第8—9小节,则运用提弓演奏法奏出“D-A”实音与泛音快速交替的音响;第10小节则以“D-A”这个五度音程的震音音型为基础向上滑奏至无限音高;第48小节,继续运用“D-A”为基础的分解式震音音型,并以高两个八度位置的人工泛音呈现。随后在作品的第三、四部分(51—127小节)中,作曲家进一步探索以“D-A”为基础的立体化音响效果,引入其他元素对这两个音加以修饰。如第60—61小节中,内弦D的泛音与外弦A的实音同时呈现,与此同时用左手拨奏外弦;第86小节中,则呈现了“D-A”为基音的不同音位上的人工泛音,同样以分解式的震音音型进行连接;在110小节中,作曲家将“D-A”置于中音区(小字一组)与高音区(小字二组)两个不同的音区,高音区的D-A时而被装饰音进行修饰,时而又充当装饰音的角色;之后在第111小节中,作曲家以级进上行的五度音程(分别是G-D、A-E、C-G等)与“D-A”构成交替演奏的震音形式,并运用逐渐加速的律动进一步烘托,整体上形成密度渐浓、层层叠加的立体效果。

图4:板胡定弦音高“D-A”的多元音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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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之二是“D-A”定弦音高的隐性表达,也就是说该素材作为音响材料的骨干音隐含于作品之中,类似于申克分析中处于“背景”地位的基本音高。以54-56小节为例(见谱例2)。在板胡声部,54小节先以小字一组的D为基础音,与运用自然泛音(小字三组的d)、微分音(升高3/4的C)的另一音高构成震音演奏的效果,随后又在第56小节以小字二组的A为基础音,与上方运用微分音构成依次上行的每一音高逐一形成震音演奏的效果。笙这一声部中,D音在小字三组呈示,作曲家以倒影的手法在小字组填加下方五度的G音,拓展了基于纯五度的音响空间。在琵琶声部,作曲家在“D-A”的基础上叠加了另一个纯五度音程“G-D”,构成两组纯五度音程纵向叠置的音响效果,随后再将这一音响组合升高1/4,并以颤音的形式表达。在古筝声部,作曲家以拨奏的形式在低音区呈现D音,随之立即在小字三组的高音区呈现D音,并用偏离D音1/4、1/2或3/4的音高修饰D音,且以摇指等不同演奏法予以表达。

谱例2  《清风静响》54—56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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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作曲家以空弦“D-A”这个“单细胞”作为全曲音高素材的核心点不断向外辐射,围绕该点在横向与纵向的不同维度上开拓了多元的音响陈述形态。也正如李吉提教授评价到的:“作曲家用这种新的音乐结构思维取代了经典的‘主题’,使之更接近于中国传统音乐中那些无主题的、仅从三两个音开始并通过核心材料作弥漫式发展陈述的音乐。”[7]总体而言,作曲家以乐器定弦的有限音高素材通过多样的变化延展构成不同的音响事件,如同一幅以“D-A”为主体的声音风景,可以说,这正是“D-A”作为规约符号的意义所在。

三、音响形态的预设与内在逻辑

基于相同音高素材的不同音响形态,它们在呈现时有逻辑可循吗?该作在贾国平教授创作历程中的转折点意义之三体现在作曲家开创性地运用另一种规约符号对不同音响形态进行预设与能指。通过对作曲家的采访以及他本人提供的手稿设计草图可以得知,作曲家在《清风静响》中以一种“文字游戏”的方式借用表示每一件乐器的字母以及不同字母的组合指示一种音响类型,总共设计了15种音响形态。第一部分中提及的字母P、S、H、K,在这里不再表示乐器,而是指代音响材料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作曲家在不同的语境中规约了“P、S、H、K”这四个字母所代表的不同意义。在此,作曲家将这四个字母与西文中的具体单词相联系,词义即表达具体的音响形态,分别是:P源于Paralene和Appegio,分别表示平行和琶音;S源于Secco、Skala和Glissando,分别表示(简洁、干涩的)短促音型、音阶和滑奏;H源于Halten Tone和Harmonieka,分别表示长音和和弦;K源于Kontrast和Komplexe,分别表示对比(材料)和复合(材料)。作曲家将这些不同的音型、演奏法加以组合,预设了一张可控的音响形态图。

    图5:《清风静响》音响形态手稿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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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纵向栏的不同字母组合指示15种不同的音响形态,横向栏的阿拉伯数字指示该音响形态所出现的小节位置以及次数(即第几次出现)。可以发现,H和S这两种音响形态的组合(第6行),在1-50小节之间出现了5次,分别在第1、3、20、46和50小节。根据上述符号释义可知:H代表长音或者和弦;S代表短促音型、音阶或者滑奏。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乐谱上呈现的音响形态与作曲家预设的草图恰恰可以对应。如:第1小节板胡声部为长音(H),笙和琵琶声部均为用和弦演奏的长音(H),筝为简单、干涩的短促音型(S);第3小节板胡为简洁单一的用人工泛音演奏的D—A震音音型(S),笙仍然维持在和弦演奏的长音(H)上,筝则为用调音器金属头在两弦间滑奏的音型(S);第20小节中,笙为用和弦演奏的长音(H),琵琶为和弦演奏的短促音(HS),筝为人工泛音奏出的音阶上行(S)。对照草图,我们可以将乐谱中的音响形态还原为一个个具体的符号。作曲家本人将这一作曲方式称为“原型设计”。至此,我们逐渐打开了这个被“符号方阵”控制的音乐文本,从而也呼应了语言学家格雷马斯的观点。


从聆听的层面而言,我们可以感触到不同音响形态的纵向并置、横向连接以及相同音响形态在不同乐器声部的贯穿衔接、延伸衍变。在理性逻辑的背后,我们听到的是阵阵风一般的音响色彩与动态过程。作曲家有效地从美学层面把控了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进而将“清风静响”的诗意画面展现于众。可以说,贾国平规约了特定字母以及不同组合方式以确定性的音响形态与意义,他尝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建立起一套音乐语言符号体系。


结 语


纵观全曲,笔者认为,作曲家正在以一种新的观念与方法实践建构音乐作品的新途径。在《清风静响》中,线条式的旋律音型彻底隐退,作曲家尝试在特定符号制约之下探索新的音响与音色空间。也正如理论家约翰·罗德曾经评价到的:“乐器以短促迸发的音高或音响渐进或渐出,作曲家以多样的方式组合这些迸发的音响,从而使得音响色彩的变化美妙而独特。”[8] 的确,作曲家贾国平本人也曾谈到“在这首作品中,中国传统乐器不再是依照传统旋律的模式在歌唱,而是以各种声响构成的音响组合作为音乐材料,依据这些‘细胞式’的音乐材料进行延伸与衍变,以各种不同方式的材料组合与转换构成整个音响事件。”[9]笔者认为,作曲家贾国平教授以新的逻辑范式突破传统的结构思维,通过运用符号意义的限定与所指,建构起自己的音乐语言体系,他以显性的符号表达了隐蔽的逻辑,使《清风静响》这部作品成为其创作历程中具有转折点意义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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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引自《中国新音乐年鉴》(2012):“贾国平访谈录:基于历史意识和传统领悟的当代写作”,钱仁平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3月。

[2]引自[芬兰]埃罗·塔拉斯蒂:《音乐符号》,陆正兰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3] 该手稿草图由作曲家贾国平教授本人提供,并得到授权在此引用。

[4][英]尼古拉斯·库克《音乐分析指南》,陈鸿铎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页。

[5] 同注4。

[6]贾国平教授在“2017中国当代音乐多维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基于结构设计限定下的写作探索》,地点:哈佛中心(上海),时间:2017年3月。

[7] 李吉提《在融合中稳定发展——兼谈朱世瑞和贾国平的音乐创作》,《人民音乐》2013年第3期,第26页。

[8]约翰·罗德《和声中的声部线条:近期中国四部音乐作品中的声部协作类型》,郑艳译,《音乐研究》2018年第6期,第14页。

[9]同注1。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课题“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与传播未来发展研究”(16JJD760003)。]


(本文原载《人民音乐》2020年第2期)

郑艳  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理论系主任

责任编辑  张萌

排版 盛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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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 https://mp.weixin.qq.com/s/VJrzZJWNXFp5zcHVFFYK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