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十二音创作技术与序列思维依然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产生着影响。他们在借用这种思维与技巧进行创作的同时,亦采用了各种方式来阐释民族文化。贾国平的管弦乐Qing-Diao(《清调》)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其中,无论是从作品“标签化”的标题、对传统音乐素材的处理、作品中单声思维的观念,还是整体音乐语言的组织与陈述方式,无不显示出作曲家在传承中国民族文化过程中观念的形成与技术的创新。
关键词:Qing-Diao(《清调》);十二音技术;数列;文人文化;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J61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06/j.cnki.cn42-1062/j.2021.01.002
作者简介

张巍,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霍凡超,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方向在读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巍教授。

一

二

三
作品音响及形态整体在音乐运动中所获得的结构力,是音乐参数在音乐运动中的综合作用,是不同的音乐要素(如音高、音色、节奏、音区、织体、演奏法等)相互之间的熔接与协调,并以某种具体的组织形态得以呈现。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一部具有“音色-音响”特征的作品,《清调》的音响造型在整个音乐织体的构成中,体现出几何般的“点、线、面”的形态特征。其中,每种音响形态在作品的表达中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而从作品音响的铺陈方面来看,作曲家同样采用了预制的手段,对音响的整体布局直至呈示与展开来进行设计。在音高材料方面,作品无疑是以3个十二音序列的预制性为基础,将音高材料的组织融入到整体的音响之中。正是以3个十二音序列中的36个预制的音高作为音响的“支点”,作曲家对整个音响的巧妙设计与精心安排才得以实现。
这部作品中共设定了5种音响形态:多音混合和弦、颤音、短促音型、持续音、旋律,我们分别以MX(Mixtur)、Tr(Triller/Tremelo)、Sec(Secco)、Halt、ML(Melodie)简称。这些音响形态在开始设计之时,就植入了作曲家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理解与感受。除前文所述的短促音型(点状性织体)之外,这里古琴的旋律片段(ML),无论运动形态是直线、曲线或环绕,它都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基因,自然会引起听者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感悟与共鸣;而高低不同、长短各异的持续音型(Halt)般的音响,则表现出中国绘画中浓淡虚实和不同色调之线条的勾勒与缠绕;颤音(Tr)音响在作曲家的音响语言中十分常见,无论是其《万壑松风》或是《清风静响》中,这种音响总是与轻盈飘逸的风声不无关系。不同的是在这部作品中,颤音音响不仅仅是单声部的,也是节奏形态相同或节奏形态不同的多声部复合型的,其音响形态呈现出生动的线与面的关系,表现了更加丰富的气息与韵律特点。
在谱10中,这5种音响形态被有序地与3个序列中的36个音高相对应。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首先,每一种音响形态是间隔出现的,但这种间隔只是相距几个音,而不是几个小节。这说明在有的序列音高上所对应出现的音响形态会持续多个小节,而并非仅仅1个小节后其音响就消失不见。如MX.1,其多音混合和弦与持续音所形成的两种音响体便持续了3个小节。其次,全曲的音响布局也并非是任意为之,而是同样由1个数列所控制(见表3)。只是与前面所述的固定数列不同的是,这个数列是在音乐创作中十分常见的斐波那契数列。以MX(多音混合和弦)为例,8个多音混合和弦之间的间隔音数按2-3-5-8-5-3-2来安排——这正是斐波那契数列的第2到第5个数字的顺行与逆行形式;而Tr(颤音音响)彼此之间的间隔音数为2-3-3-5-5-3-2-1,是斐波那契数列前4位数的非严格的顺行与逆行形式;反观Sec(短促音响)与Halt(持续音音响)分别是3-2-2-3-4-3-2-2与5-10-5-4-5的安排,作者在这里对斐波那契数列中的位数进行了一些“做差”处理,体现了一些较为自由的设计,如数字“4”的出现便是如此。
谱10 5种音响形态与3个序列中36个音高的对应关系

表3 4种音响形态的数控化音响布局

随着在音响陈述过程中音响形态趋向于“面”的转化,其音响形态中的MX和Tr这两种类型受到严格的数列的控制,其规律性、数控化的音响布局成为整部作品的主体构架,颇似绘画中的整体构图;而音响形态趋向于“点”与“线”层级的Sec、Halt及ML则采用了一种较为自由化的表达方式。与我国传统山水画的笔法——勾、皴、点、染、擦、留白——相类似,非数控化陈述的音响点缀更多地为音乐提供了色彩与遐想的空间。与这种“笔法”(音色-音响处理)相应的是对节拍节奏自由而感性化的处理,表现为与序列——数列化节奏相悖的无规律、无逻辑性的节奏。从全曲的节拍结构来看,小节之间跨小节的连线,在弱拍或弱音位置陈述音响等手法,导致全曲的节拍重音不易被人感知,可谓典型的“非节拍化节奏”。作为20世纪以来的音乐广泛使用的一种节奏风格,它打破了传统节拍结构的重音规律性。⑬此外,节拍较为频繁地、无规律地变化亦加剧了节奏的非周期性与不稳定性,使音乐的音响获得了所谓的“无节奏”的、随心的运动效果,这无疑使音乐进一步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隐现于山水之间的文人情怀与散淡、超逸的价值追求。
在20世纪80年代,十二音序列写作技术的教学、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已经在国内形成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如果对该时期的十二音序列写作技术在中国的创作实践进行一个归纳,我们可以发现,在广泛的创作实践中,该音高体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派生发展出丰富的技术形态与多样化的音乐风格。无论是“调性十二音”“五声风格化的十二音”,或是“地域风格化的十二音”等种种不同的类别,⑭无一不是作曲家们在十二音技术的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尝试和创新的结果。这种结果不仅反映了中国的作曲家群体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中,对于中国文化与民族风格的重新认识,也体现出他们面对西方近现代作曲技法时所进行的独立而冷静的思考。尤其是在90年代之后,作曲家们由外向内,由表及里,在处理西方现当代技术与中国文化品格、民族风格的关系方面,有了更加深刻和成熟的思考与认识,他们已经不满足这种技术与中国风格的简单贴合,也不只是简单地对这样一些技术进行表层改造,而是在由这些技术所产生的音乐组织形态中融入一些中国文化的基因与符号,使之与音乐作品的形成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从技术向文化与风格的内化——所谓“中国化的实现”。
贾国平的《清调》无疑是这种“中国化的实现”的最好代表。作为一部被作曲家视为“寻找与发现”的管弦乐作品,同时在技术风格上被感受为无调性特征的音色-音响型作品,它不仅仅是在创作技巧上进行了寻找与发现——如回避程式化、标准化的十二音技巧,对音乐材料的非整体性(如音高组织)的预制等等(在前面分析中所提到的各种技术)——更重要的是在各种音响材料的准备和最终形成技术范式的过程中,不断地将对中国民族风格材料的隐喻、对古琴音乐所代表的文人性格的隐喻、中国绘画语言般的乐队配器和织体构成技术如何与文化融合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寻找与发现。这种寻找与发现最终赋予了这部作品一种独特的音乐气质,也使得聆听这首作品的听众们倍感亲切,并不由自主地产生中国文人雅士隐匿于山水之间、抚琴于萧萧竹林之中的艺术联想。这或许就是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也是笔者对于这首作品进行技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所在。
作者附言:本文系上海市作曲理论研究重点创新团队研究成果;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重大开放项目《当代音乐分析理论与节奏理论研究》(编号:JD18ZDKF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曹 燕)
(原文刊载于《黄钟》2021年第1期,
引用请据原文)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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