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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谈|蔡李琪:出没风波里 春来发几枝? ——评贾国平《宁波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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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李琪:浙江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2021级音乐教育学专业研究生)



引言

现代人欣赏音乐,常常是通过交互媒体完成的。各乐团纷纷入驻自媒体平台,这些带有社交属性的平台更加受到年轻观众的青睐。以哔哩哔哩网站为例,“网红”乐团有以“交换乐器”系列视频走红的西安交响乐团、因“国乐三部曲”出圈的中央民族乐团等。

更多的是一些不温不火的乐团。其中,一支比西安交响乐团还年轻的地方乐团,上传了一部以该城市命名的作品。《宁波组曲》由贾国平作曲,俞峰指挥,宁波交响乐团演奏,首次亮相于2021年第七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据说,掌声持续了132秒。

一

相比于鲍元恺所作、在1991年首演的《炎黄风情》——那些被各版中小学教材收录的经典之作,跨越30年的时间长河,《宁波组曲》少了明确的调式调性,多了绚丽斑斓的色彩。这些色彩,在第一乐章《河姆渡之声》中已体现得淋漓尽致。

低音长号的一声低叹后,雷板制造出雷声阵阵,竖琴兴风作浪,阴森恐怖的气氛持续了近一分钟突然停住,大提琴与低音提琴用上滑小二度同时发出一个不确定的疑问。就在这间隙里,原生态的贝壳风铃细细簌簌响,咸湿的海风飘过,雨棍的加入填补了粗糙的贝壳与细腻弦乐之间的缝隙。在急速打音的修饰下,巴松和双簧管的长声仿佛是来自远古时代的亲切呼唤,短笛音响扑腾于高空。

德国音乐家卡尔·奥尔夫倡导音乐戏剧理念,儿童们用各种各样的奥尔夫打击乐器,如“青蛙木鱼”模仿蛙叫(这在作曲家的另一作品《聆籁》中也有所体现!),用“海浪鼓”模拟海浪,以形成叙事性的综合表演。在这个乐章里,雷声、雨声、风声——这些具象的声音融入交响乐中,是情境的塑造,更是声音图景的精密安排。另一方面,当雷板、雨棍、贝壳风铃——吸引眼球的道具,通过视听联觉强化观众的审美体验,在不具语义的交响乐里熠熠生辉。

视听联觉被用于体现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上。河姆渡骨哨是古越音乐文化历史渊源的象征,如何在现代音乐体现河姆渡骨哨?作曲家首先选用了在形制上最接近的短笛。再根据骨笛模仿鸟叫以狩猎的用途,塑造出短笛音响活泼的性格。

乐章过半,铜管乐器用上滑大二度装饰的齐声长音和打击乐的涌动预示着犴舞出场。这原是一种仪式音乐。木管和弦乐细碎的、逐渐加大张力的震音在不同音区先后呈现。定音鼓奏出“滴滴滴咚”上行小三度的犴舞元素后,铙钹、小锣等中国打击乐开始释放魅力。铙钹的闷击声,将全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打击乐手的身上。

随后,马蹄声在弓和弦的摩擦下驰骋,反复的十度上行大跳给人一种反拍的幻觉。单音重复的乐汇,与不紧不慢的“嘀嗒”或“滴咚”(上行四度)形成一来一回的对话。音色被层层叠加,“滴咚”企图压制对方,但音流像关不住的满园春色,挣脱束缚,肆意蔓延变幻又生长。既是“斗乐”,也是“斗舞”。在观赏这样冲锋式的争奇斗艳中,人的多巴胺迅速分泌,得到了一种满足的快乐。

二

贾国平并不是宁波人或者浙江人,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为一座城市委约创作。在这之前,他还为苏州交响乐团创作了《聆籁》。第二届杭州现代音乐节的第一夜,以《聆籁》为名的驻节作曲家交响音乐会在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洪毅全指挥、四川交响乐团演奏该作压轴出场。相比其在金鸡湖畔的首演,整体表现得稍快,14段音流在不到11分钟内一笔勾勒出江南园林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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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李琪和作曲家贾国平合影

也正是创作《聆籁》的机会,让作曲家更多地思考用音乐来表达一座城市的自然与文化的方式。2020年5月,受好友宁籍指挥家俞峰的邀约,贾国平开始创作《宁波组曲》,并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完成。这是目前他的创作中规模最大的作品,长约36分钟。当中,第二乐章《钱湖画意》时长最长,在内容上与《聆籁》同为描绘江南水乡,时长也相近,分为9个乐片。或许是作曲家积累同类作品的创作经验,下笔顺畅,该乐章在2020年最先完成。2021年3月,《钱湖画意》单乐章在宁波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实验性上演。充分的准备对演出必然是有益的,一个月后的京城首演,演奏家们的神情都更从容了,为我们徐徐打开一幅秀丽的江南画卷。

六连音的动机潜藏在大提琴无痕换弓的低音里,湖光山色的仙气呼之欲出。随着一声洪亮的管钟响起,山谷回声是最击中我心的一刻。在不稳定的节拍变换中,在微妙的力度控制下,即便是同音的循环往返也变得诗意盎然,气韵生动。正惊叹于作曲家的笔法之细腻,缥缈间,错位的钟琴回荡在宏伟的教堂。六连音在各声部里流窜,顺势卷起一阵无形的大风,吹走,却什么都没带走。两秒的寂静后,颤音琴与竖琴交汇着空灵和温柔,被木管和弦乐的长音挟裹进南柯一梦。

作曲家在专访时曾说,他将越剧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第二句旋律拉长后穿插于该乐章。在初次聆听时我并没有发现。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评论人称其第50-56小节取材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前半段。[1]就个人听觉体验而言,长笛在52小节歌唱“天下掉下个林妹妹”,紧接着大提琴声部又像哭诉着“小白菜啊”。

河北民歌《小白菜》,在谭盾的《鬼戏》里与巴赫《升c小调前奏曲》形成中西结合的完美典范;在《钱湖画意》里,跟随“天下掉下个林妹妹”变形浑然天成。前者是琵琶与西洋弦乐精雕细琢的对位,后者,是在旋律“陌生化”的过程中无意间产生的听觉效果。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素材同样源于越剧,何占豪曾言“《梁祝》中的一些旋律演化自传统越剧的曲调。”“演化”和“陌生化”,都是作曲家们的说辞。但他们的目的似乎不相同:何占豪通过归纳越剧曲调特征凝练具有代表性的韵律;贾国平从审美接受的角度逆向设计,追求“神似”的朦胧音响,这是他在现代音乐创作中拒绝陈词滥调的鲜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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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洁:《民间音乐在当代作曲实践中的创造性处理——贾国平<宁波组曲>的作曲技法解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43页。

三

回顾中国的交响组曲创作,丁善德《新中国交响组曲》以整个中华大地为歌颂对象;王西麟《云南音诗》、朱践耳《黔岭素描》渐渐将目光投向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省域;当代,音乐家们对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投入更大的兴趣,将深厚的地域人文寓意揉进音响。

关于宁波的管弦作品就有不少,2019年俞峰监制的歌舞诗剧《千年甬歌》(常演选段《宁波气质》《宁波欢迎你》),徐之彤在2020年创作的交响曲《古道诗情》(有时称《宁波序曲》),以及今年新春首演的交响套曲《港通天下》。当我们将目光放大至浙江还可以发现,跨界融合民乐作品《越地长歌》、大型民族交响音画《宋韵华章》,这些新鲜的创作同样都在探寻自我身份,追求地域性文化认同。

在这些音乐的创作者中,有的是接受过长期文化浸润的“本地人”;有的则是“外地人”,或受邀,或自发,通过实地采风、文献研读获取音乐素材。山西人贾国平属后者,宁波对他而言是“他文化”。不过,中华母语音乐文化在不同的区域又有一定的共通性。在海峡的另一岸,许常惠合唱作品《葬花吟》在木鱼、引磬两种佛教法器的伴衬下,隐隐揭去青灯古佛的面纱。《宁波组曲》的第三乐章《青山翠满》同样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法器铜钵被毕恭毕敬地置于定音鼓之上,晃荡出神秘的音响。

几声闪烁光片的超高音后,是“山下兰芽短浸溪”的画面:黏腻的滑音隐喻着江南潇潇细雨,越剧化的旋律从小提琴流淌而出,又分流出几支副旋律与五度和声。三角铁和瓷碗琴,像冒芽的绿草伸展着。在一阵颤音的预告下,巴松和戴着弱音器的长号打响了惊雷,埋伏于低音区的规整十六分音符终于引出深情的山歌。管乐在小号的引领下高歌猛进,又瓦解成相互碰撞的新声,散落在空中。

尾声,小提琴首席独奏强调了主题旋律,这里并不表现一般独奏旋律优美的审美形态,当然也不是华丽的炫技。受其他声部留白式衬托,音响始终流露着一种自然的凄美。最后,虚无的泛音与短笛做出孱弱的回应。

作曲家对亲人的思念,栖居于晨钟暮鼓,投射于青山绿草,悲情凝成音符,释放为点点星光。

四 

贾国平在学作曲前可是晋胡高手。传统的演奏法已不能满足他在民乐创作中对音响的追求。《雪江归棹》是贾国平10年前的民族室内乐作品,近乎疯狂的技法的确能制作出新音色。有网友惊叹地评论“贾老师这个超技器乐化作品让我对中国器乐编配望而生畏。”作品的第三部分“鼓棹中流”正如其名,高胡、二胡、中胡在虚按中通过滑弦来回反复游走,八个声部横向错落,描绘了小船随风而动、优哉游哉、晃荡前行的场景。这样的快速反复滑弦在民乐独奏作品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创作手法延续在贾国平之后的创作中。在《宁波组曲》第四乐章《鼓棹扬帆》里,滑弦起点到终点的距离是坚定的四度,一提与二提琴之间的和声距离是和谐的四度,弓毛倍速来回换把中齐刷刷地飞驰,交织着现实与理想。从胡琴到提琴,从民族室内乐到交响乐,摇曳的小船变成浩浩荡荡的大船,在铜管吹响的锐利的号角声后扬帆起航。在管乐的洪流里,宁波民歌《马灯调》在象征新时代的音乐语境中翻覆变奏。在热烈的喧闹中,舞台化身为戏曲中的武场,所有的乐器齐头并进。

然而,末句像是被热闹冲昏了头脑,在人云亦云中以相对平庸的姿态收场。看似最激烈的反响,实则少了回味的余地。

整体而言,作品在结构承袭了德奥传统组曲的精益求精;在取材上所涉及的群体相当广泛,包含了流传民间音乐的劳动人民,唱奏宗教音乐的人群,以及以自身为表征的文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创作。“接地气”是打破现代音乐“曲高和寡”圈层化现象有效手段,而“为谁而歌”的音乐创作观是影响听众群体构成的底层逻辑。尽管命题式的作曲就像“戴着脚镣跳舞”,但作曲家的个人阅历和写作风格较大限度展现了这支舞的美感和内涵。

五 

2023年,不一样的春正在复苏。“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正在有序进行中。3月30日,中国交响乐之春在捷杰耶夫的执棒下惊喜开幕。返场,一曲弦乐重奏《良宵》,不禁让人追忆国人“为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和“让西方器乐说中国话”的上下求索。我们像期待春日一样期待新作。两年一届,今年的中国交响乐之春,宁波交响乐团将本色演绎《港通天下》,成都交响乐团将亮出城市交响音乐名片《成都》。

当赵雷的《成都》、汪峰的《北京北京》流传于祖国各地,多少民众都期待着自己的城市有一首专属的“名片曲”。没有民谣的嗓音,也没有摇滚嘶吼,用交响音乐创作这“名片曲”或许不便于流传,但更像是一种态度,用无词的音乐绘出城市的轮廓。不比“跟团游”,交响组曲好似提供一份标注好值得驻足观望的景点的地图。只是,本土的创作者是“地陪”,异地创作者提供的则是自己游历过后发布的旅游攻略。

一些期望为自己贴上“发达世界”标签的城市,往往通过建造以“大型音乐厅”为枢纽的“演艺中心”,或通过成立交响乐团并在当地音乐厅上演来达到目的。[1]新世纪以来,国内各地经济发达城市都掀起了“剧院热”和“乐团热”,其中不乏像苏州、宁波这种非省会城市。

地方乐团在物理距离上贴近当地民众,除此之外还靠什么吸引观众呢?——他们的产品就是演出。不像地方性戏剧团在出演的内容和风格上有本质差别,交响乐团的演出有极高的同质性,一般的组织与管理也不过是“流水线工程”。从艺术管理的营销手段看,地方交响乐团的个性化发展,要配备“招牌”和“门面”。委约作品就是乐团的“招牌”,“门面”则可以是与明星音乐家合作。然而,在市场价值导向下,艺术管理者在编排节目单时理所当然选择能取悦大多数观众的经典佳作。

当《宁波组曲》在北京一炮打响后,宁籍青年一代指挥俞潞接棒,同年7月先后奔赴苏州、哈尔滨,开展“印象宁波”俞潞与宁波交响乐团音乐会,该作压轴出场。此外,似乎没有更多关于该作品上演的信息,成为线上“博物馆”里的展品。事实上,相当一大部分地域性音乐作品,连互联网展演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只能在一些官方的新闻报道和专业的学术文献中找到无声的痕迹,然后疑惑:它们还会重新被上演吗?还是被历史永远尘封?

地域性音乐创作像小船一般,出没风波里。说到底还是缘于对经典的过度崇拜,崇拜那些早已作古的作曲家之作,将新作含糊地拒之门外。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西方音乐学者克里斯托弗·斯默(Christopher Small)总结道:“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往往是出于人情礼节才在音乐会上演,而那些创作经典作品的‘伟大作曲家’,虽然早已撒手人寰,但仍然牢牢掌握着观众的忠心。”[2]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历经时间的洗礼,还需要伟大的表演。当得知委约的新作品上演的机会屈指可数时,指挥家和演奏家又愿意花费多少时间研习?那么这些新作究竟只是练习曲的角色——没有伟大的表演,如何成为彪炳史册的传奇之作?

现代音乐创作的意义难道是“年抛”吗?我想肯定不是的。或许,地域性音乐创作是破解普通观众与现代音乐僵化关系的一剂“偏方”。普通观众听音乐会的目的绝不是新的音乐体验,他们追寻的是其他的东西。就以《宁波组曲》的现场观众反馈来看:宁波人听,是来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北方人听,是带着憧憬来感受这座还未涉足的城市。地域性音乐作品(特别是强调“人民性”的创作)有充分的理由说服观众前来欣赏。当现代音乐成为地域文化和普通观众之间的桥梁,相应地,抽象的音流经过地域文化的诠释也好,稀释也罢,自然地注入观众的心田。

那么,为什么已有一张足够耀眼的交响名片,还要“滔滔不绝”创作和演奏新作呢?创作的数量积累和“一枝独秀”的营销,哪种模式会更好?音乐创作的本土性与跨文化音乐传播之间又该怎样平衡?究竟如何才能让中国的现代音乐创作可持续发展?

这些问题,需要创作者的耐心等待、演奏者的积极配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多跨地域的音乐交流活动,更扎实的市场的经验积累。期待地域性音乐创作的种子在春日的照耀下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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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西兰]克里斯托弗·斯默:作乐:音乐表演与聆听的社会意义,康瑞军、洛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21年,第18页。

[2] [新西兰]克里斯托弗·斯默:作乐:音乐表演与聆听的社会意义,康瑞军、洛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21年,第121页。

文章为中央音乐学院首届中国音乐评论比赛参评论文;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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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陈雨诺

原文来源: https://mp.weixin.qq.com/s/zzldE1OjcR4N-T-BaaZ-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