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玲俐
内容提要:音响思维是贾国平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观念。1999年至此后的20年中,其创作了15部与民乐相关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受其在德国留学期间所接触观念的影响,但作品所呈现的音响仍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究其根本,民乐的音响受汉语影响。民乐作品是作曲家生命情感的流露,无论是单件乐器、同组异组乐器叠加、打击乐器的音响呈现,还是意象生成与中正观念的表达,都显示出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作曲家独特的艺术思考与个性化的音乐表达。
关键词:传统文化;贾国平;民乐作品;音响思维
作者简介:陈玲俐(1988年生),女,博士,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讲师(成都 610021)
刊载于《音乐艺术》2024年第3期,第68-84页。
音响思维是作曲家贾国平创作实践中一以贯之的观念。其作品在汲取东、西方音乐文化积淀的同时,更是有意识地与固有风格体系保持距离,努力探索个性化的音乐语汇。从1999年为大唢呐(兼埙)、笙与打击乐创作《颓败线的颤动》(Tremors of Degradation)开始,贾国平在此后的20年里,为民乐创作了包括独奏、室内乐与民族管弦乐在内的15部作品(见表1)。创作这些作品的变化过程,不仅是作曲家在写作技术上的探索过程,也是作曲家对审美、艺术、美学等相关问题的回答,甚至是与生命不断对话的结果。关于耗费大量精力创作民乐的原因,作曲家在采访中曾谈道:“德国留学回国以后,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的民族乐器在音响方面尚有很大的探索空间。”该认识的明晰和强化,源于作曲家对民族乐器深入全面的学习,以及对创作观念与技法的不断探索与实践。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潮音乐创作群体受西方音乐影响,对民族乐器的音色和音响有了新的认识,其创作观开启了以音响表现为核心的探索之路。尽管这种基于音响思维的创作观念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但作品所呈现出的独特音响形态与音乐语言是显而易见的,究其根本,归因于作曲家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的影响;这一历史传统的影响,使得中国作曲家的音响思维创作得以呈现出与西方音乐不同的音乐语言。
一、音响思维在中国的根源与传统
中国音乐界对音响的关注源于汉语的影响。语言,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石,与这个世界上所形成的一切生命情感(包括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及其他一切行为)息息相关。中国的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就其构造方法而言,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6种类型。
在语音方面,每个汉字均具有声调差异,而不同的方言中声调数量亦不尽相同。汉语的每个字均属于单音节结构,这“不仅塑造了中国传统音乐更接近语言的抑扬顿挫、生动细腻的旋律风格,汉字的丰富表情作用只有通过不同的语音强调才能准确表达,因此,中国人对单个字音的表述十分重视[1],这直接影响音乐中小到单个音的音响思维。受汉语影响的音乐形式与中国绘画和书法紧密相连,使得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显著的共性。音乐中对每个单音的各种润饰,如同绘画和书法中的笔触运用,蕴含着虚实结合、抑扬顿挫等变化。音符的强弱疾徐、音色的浓淡与音位的高低,都在音乐流动的过程中发生着细腻的变化。对此,金湘曾言:“东方艺术特别注重内含,非常内向”“……这种朝着音的内部多方挖掘,进行分子—核子式的裂变,是东方美学在音乐创作中的绝妙体现。”“中国民间音乐中的滑音、揉音、颤音,以及在同音内部的微分音进行等,都是这一观念的体现。”[2]由此延伸,音乐中,按音后再产生余音尽显音逝韵存之美,与中国古典文学语言重意会的美学特征相映成趣。
中国传统音乐中存在大量“音色-音响”音乐,其形态的多元化令人惊叹。其中,文人音乐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审美趣味、文化内涵等,与其他类型的音乐形成鲜明对比,其旋律线条的丰富样态通常以每个音的“音色-音响”微观组织来展现。中国传承数千年的重要乐器——古琴,在其乐谱从“文字谱”到“减字谱”的演变过程中,对每个音的指法与奏法都进行了详尽的说明,这充分证明中国传统音乐中对“音色—音响”的追求与探索。如谱例1《平沙落雁》,每个音均标有明确的指法与奏法,突出音与音之间的不同音色。如第一个音“
”(“大七托七”)用左手大指按在第七弦的七徽上,同时右手大指用托法弹一声;第二个音“
”(“中七勾二”)用左手中指按在第二弦的七徽上,同时右手中指用勾法弹一声。乐曲最开始的“
”表示“泛音起”,于第二行末尾“
”(泛音止)结束,此泛音段落描绘了秋江上宁静而苍茫的黄昏暮色。随后旋律转为活泼灵动,点缀以雁群唔叫呼应的音型,描绘出充满欢跃与生机的画面。第三行“
”(猱)是增加余音韵味的一种方法(得音之后,左手在音位上先下后上、先大后小地来回滑动3次);“
”(注)则是在右手弹奏时,左手从需要按的音位右边半个音位,送着音往下滑至应按音位;“立”(撞)为按弹得音后,手指往上二三分急撞,再回到原位;“
”(爪起)为大指按弹后,随即用大指把弦带起,得一轻清的散音……诸如此类的古琴音乐对每个音的极致考究,充分体现了中国音乐的“音响思维”传统。在传统音乐中,器乐旋律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声乐基础上,歌唱中的直音与腔音转译到古琴上,便出现了“绰、注、吟、猱、滚、拂”等演奏法。此外,其还可以奏出强、弱、虚、实、清亮、深沉等迷人多变的音色,将音乐的表现力推向极致。
谱例1 琴曲《平沙落雁》选段(传统的琴谱配以简谱)[3]

在古琴音乐的影响之下,传入中原的外来乐器历经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均逐渐融入华夏民族的音乐传统,并最终转化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乐器。这一转变过程与外来乐器特定的演奏法和音响的获得直接相关。
以琵琶为代表的各种弹弦乐器,在演奏上广泛吸收和借鉴了中国音腔的韵味和古琴的吟音、揉音、滑奏、泛音等奏法。胡琴等拉弦乐器与吹管乐器一样,深受“腔音”韵味的影响,得以融入个性鲜明且共性显著的民族乐器大家庭中。此外,中国对现代音乐中的噪音技术运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众多传统音乐作品中均可见到对噪音的偏好与运用。即便在当下众多民俗音乐活动中,仍可感受到一些震撼人心的噪音[4]。可以说,噪音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始终是渲染音乐气氛的重要方式。在当代生活中,噪音更是无处不在,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艺术创作中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
贾国平的民乐创作深受中国民间音乐、文人音乐、戏曲音乐、西方作曲技术等多重影响,进而凝聚形成具有个性化的音乐语言。他曾指出:“在创作新作品时,作曲家总是与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乐器的传统,音乐语言、音乐风格以及创作技巧的传统。”[5]
二、“新变”思想的探索与实践:单件乐器与同组乐器叠加的音响思维
在涉及传统音乐的具象音响形态创作实践中,不仅局限于外在表象的更替或简单的更换移位,更多的是“适我”的新,是“抽象—具象—抽象”的内化提升,是“重神轻形”的思想转化。对于作曲家,创作实践中所呈现的音响形态,是传统文化中各种音响和意象结合当代音乐语言陈述的结果。具体而言,这既包含了对传统的继承,也有趋新的拓展。
(一)单件乐器音响形态的继承与拓展
中国乐器的发声方式及其音响形态的呈现,始终秉持传承与创新并重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独奏、合奏、重奏室内乐,还是大型民族管弦乐,作曲家对单件乐器的发声方式及其音响形态的学习、探索、实践均是其首要任务。中国民族乐器在材质、共鸣体形制等多方面的显著差异,均导致乐器间存在鲜明的个性差异。
1.对传统演奏法的继承
20世纪80年代,李焕之先生强调“新的民乐创作要根植于我们民族音乐传统的土壤中”[6]。在贾国平的民乐作品中,始终保持着对原有丰富积累的创作之态,积极探寻每一件民族乐器深厚历史传统下的新组合方式。以琵琶为例,作曲家曾言:“我不得不面对这件乐器已经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献以及约定习俗形成的音乐与音响传统观念。这些文献与习俗构成了今人创作与发展所依据的基础与平台,每一部新的作品都应是在这个基础平台之上的新生儿与新组合体。”在贾国平的多部作品中,都可见琵琶的传统演奏法是体现“新变”思想的重要手段,彰显了其基于传统寻求创新的艺术追求。
专为琵琶和4位打击乐演奏家而作的《碎影》,堪称“开发”琵琶指法音色表现力、增强演奏者情绪感染力的典范。其演奏法的考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吟揉推拉音。这种音响本身具有文化符号,其所体现的“余音美感”是琵琶独具特色的语汇。在传统文曲中,吟揉推拉音往往作为旋律音的附属,起到润色装饰的作用。在这一作品中,其所呈现的美感韵味是音乐表达的主体,因此,单音在这里成为独立的音乐材料,并具有其独特的音响表现。
(2)自然泛音。琵琶的基本音色以自然泛音为主,仅在第一句的4小节中,运用三四个纤巧的拉弦音作为节奏重音点缀在句中。随后,音乐留出大片空间,所有打击乐停止演奏。此时,琵琶高把位的所有自然泛音悉数展现,以最不见张力的演奏方式充盈音乐空间。这种处理方式恰恰体现出中国传统水墨画中“留白”的特别意蕴。
(3)人工泛音。在琵琶的每条弦、每个音位上发声时,会出现若干音高相同的音,由于其相同人工泛音的发音弦不同,产生较为细微的差异。
(4)上弦音。主要运用于乐曲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由于这两段中琵琶以“拉复”进入,下滑的音腔伴随摇曳的吟揉,余音自然消逝,其后几个高低不同的人工泛音与上弦音在不同的弦上演奏,形成了色彩明暗各不相同的音响效果。
(5)历音。其被运用在乐曲第六段中,为作品增添了一种诙谐的戏剧性色彩。演奏厉音时,左手将一弦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中间,滑动自如,其音色与扬琴戴上“滑音指套”演奏的音色相似。
由图1可知,《碎影》的演奏法远不止此。

为确保上述演奏法新组合体可以完整呈现,作曲家需对结构精心布局。全曲共分为9个段落,其中,第1、3、5、7、9段遵循中国传统音乐的“散慢中快散”(ABCDE)的结构关系。第2、4、6、8段(F)具有基本相同的速度、小节数与演奏法(扫弦、轮指),此插部均以八分音符为单位的5/8、3/8、6/8、7/8作为固定结构模式。这种布局不仅打破了单数段落所具有的传统结构模式,同时又形成了贯穿全曲的统一元素。
2.“新”演奏法的拓展
“新”演奏法之“新”,不应局限于在创作领域的首次出现,而应结合音乐的表现内容,全面理解每件乐器在不同作品音响呈现中所展现的延伸性音响探索。从这个意义上看,围绕演奏法所呈现出的画龙点睛之“新”音响效果,对一部作品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如《天际风声》中笙的大量呼舌演奏技术,以及其他泛音的广泛运用;《雪江归棹》中胡琴的上下滑音技术以及泛音的独特运用、人声与胡琴结合形成的“新乐器”;《颓败线的颤动》中埙的吹奏与带有人声的哼唱旋律(第15~16、19~20小节)合二为一等,都是在音响形态及其表现上的延伸性音响探索。《颓败线的颤动》更显著的“新”在于深入挖掘并充分发挥了埙与大唢呐的多种音色与演奏的可能性,从而极大地拓宽了乐器的表现力。埙的气声(包括音高带气声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运用所表现出的冷峻、神秘与凄冷,与鲁迅文字中的心境、意境相得益彰。气声的吹奏在这部作品的每个段落中均扮演着重要音响材料的角色。此外,该曲还聚焦于传统唢呐的“破宫”[7]发声方式,以此来表现人类痛苦的心理。从图2可见,通过控制簧片所取得的不同音色、由不同组合按键所形成的多样化复合音响、快速的音阶跑句、强烈的双吐所构成的跳音音型、微分音程演奏等均是广义上的“新”演奏法的延伸性音响探索。这些音响形态作为独立的织体,依然是构成乐曲的重要结构要素之一,结构是呈现“新”音响的重要载体。

(二)同组乐器叠加的音响思维
对单件乐器音响形态的探索在较大程度上对实现同组、异组乐器叠加所产生的独特混合音色至关重要。以琵琶为例,除了在《碎影》中作为核心主奏乐器,其各种演奏法在《清风静响》中同样占据重要位置。琵琶与其他乐器组合或叠加的音响是实现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追求“音响自在呈现”的前提。同样,胡琴组的滑音、泛音演奏法,在单件乐器中的演奏法及其音响也是决定其混合音响呈现的重要基础。在贾国平的创作中,乐器叠加的音色—音响是重要的表现手段,其认为“叠加的可能性是未来音乐发展的一种趋势”[8]。这一理念体现了贾国平对民族乐器合奏写作的重要探索,其形态可以分为相同音响形态与不同形态音响叠加的复合音响。但对于作品,这两种表层技术并非音响变化最主要的分析视角,其核心在于运用不同演奏法叠加所产生的多种音响效果,以决定作品的表现形式。因此,分析者也应以此为主要参数,洞察作曲家写作技术中的精妙所在。
为胡琴、阮与打击乐而作的《雪江归棹》,呈现出“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的别样韵味与深远意境,这离不开同组乐器叠加的音响思维。作品第一部分“水天一色”的音响主要集中在胡琴组的泛音,其力度较弱,营造出空灵、寂静的氛围,体现了淡泊的心境。进入第二段“群山皎洁”,胡琴组以泛音与哼鸣先后奏出D−E−C3个音符,同时辅以鼓的持续弱力度震音。第三段“鼓棹中流”,通过胡琴的滑奏模仿划船动作。第四段“落叶萧疏”,用胡琴和弹拨乐下滑音来模仿落叶的声音。最后一段“片帆天际”,全部以泛音完成。谱例2a、b、c、d展示了该作品的部分音响形态,这些叠加的音响效果在较大程度上回避或削弱了单件乐器(如高胡、二胡、中胡)原本鲜明的音色,取而代之的,是这些乐器叠加后形成的混合音色,以及由此产生的虚实变织、浓淡相间的音乐韵味。同样,与此类似的弹拨乐组泛音叠加,在《铙歌》第二部分的起始段落也尤为突出(见谱例2e)。在《颓败线的颤动》中,音色差异显著的吹管乐器的叠加更是音乐表现的重点,作曲家在多个片段中,刻意运用相同的形态来“回避”单件乐器的独立声音。谱例3为唢呐和笙的“跑句”形态或“和音”形态的叠加,前者通过横向上急速跑动的音来实现,后者则通过纵向上众多的音符伴随极强的力度来实现。
谱例2 《雪江归棹》胡琴组的滑音、泛音音响形态叠加(a、b、c、d),《铙歌》弹拨组的泛音叠加(e)

谱例3 《颓败线的颤动》

三、“不同而和”的探索与实践:异组乐器叠加的音响思维
《论语・子路》中的“和而不同”理念,明确指出“和”与“同”的差异。其中,“不同而和”意在强调异组乐器之“不同”所呈现“和”的音响。中国古代文献中已有关于音乐审美意识的相关论述,如在《国语・郑语》中,周太史伯对“和”[9]的阐释。他认为,相异的事物经“以他平他”可以达到“和”的状态,强调“和”在冲突的平定中产生。在音响形态的实践方面,“以他平他”中的“他”既可以是相同形态,也可以是不同形态,关键在于如何“平”。比如,如何以相同的形态“平”异组乐器之间的“不和”音色,或如何以不同的形态“平”异组乐器之间的“快慢、动静、繁简、长短、高低、强弱、稀满”等一切可以互为“补足”的关系。对此,下文将“以他平他”的理论分为具体音响形态的“求同去异”“求异互补”“求异求变”等几个要点,对贾国平民乐作品中异组乐器叠加的音响思维进行阐述。
(一)音响形态的“求同去异”
“求同去异”,即异组乐器运用相同或相似的形态取得整体音响的统一,这是异组乐器之间求“和”的一种最重要写作手法。尽管这种手法与同组乐器相同形态叠加的复合音响有相似性,但异组乐器间的“音色分离”更为明显。因此,这种手法在实践中更为必要。
在贾国平的民乐作品中,为了规避极具个性的乐器之间在音色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作曲家大量运用“求同去异”的手法,使得音色呈现出类似“一件乐器”的音响形态。以《雪江归棹》第三部分“鼓棹中流”为例,胡琴大量采用带滑音的泛音与实音相间的十六分音符形态,同时,阮以相同的形态叠加,但不使用带滑音的泛音,以此“平”了拉弦乐器与弹拨乐器之间的音色差异;而在《铙歌》第71~107小节中,弹拨乐器与拉弦乐器从结合前倚音与后倚音的八分音符开始,逐渐变为全部使用前倚音形态,其间还加入与此相似的滑奏。随着吹管乐器的加入,八分音符的断奏逐渐加密至十六音符,由此,在整体上实为“求同去异”之“和”的做法。至第150~154小节,所有乐器均基于十六分音符上下小幅度的急速运动,虽然每个音符都清晰可辨,但整体音响已失去音高的清晰度,甚至也失去了不同乐器间的音色差异,各种乐器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由上下滑音结合而成的奇妙音响。类似的“求同去异”手法在贾国平的作品中均有所体现。
(二)音响形态的“求异互补”
“求异互补”,即异组乐器运用不同形态以补充整体音响的完整性,进而达到统一的效果;换言之,即通过上文所提及的“补足”关系达到“和”。这类写作具有对比复调之“互补律”的特征,其实质并非局限于各个声部的对比式写作,而是以整体音响作为参数,平衡和补充不同乐器之间的音色。如《颓败线的颤动》第四部分第92~96小节,唢呐声部均采用即兴的双吐跳跃性音型,逐渐加强加快;同时,打击乐的4只排鼓与堂鼓也进行类似的即兴配合,而笙则以音块形式出现,通过逐渐扩展音区,使用尽可能多的音符乃至全部音符配以连续的三连音演奏,有效补充了整体音色。在《雪江归棹》第四部分“落叶萧疏”中,胡琴大量运用泛音的震音形成“密”的形态,而阮则通过一个下滑的单音表现“疏”的形态;同时,打击乐中的一个声部使用木鱼的震音与胡琴同步,另一个声部则使用音乐盒与阮同步。这种“疏密”互补的手法可谓写足了“落叶萧疏”之声、之态。在《清风静响》中,从标题的“静”与“响”便能感受到其中的动静互补元素。
(三)音响形态的“求异求变”
“求异求变”,即异组乐器以不同形态相结合,同时乐器组合也可随时变换,但整体音响上仍呈现出统一性。这一做法需预先设计众多不同音响形态及乐器组合的可能性,以便在运用时能够灵活调用。因此,虽然表面看似随处在变,实则已在整体音响中预设了“可变”的程序图。以《清风静响》为例,该作品为板胡与笙、琵琶与古筝而作,是这类写法的典型之作。全曲4件乐器默契的交流与应答,统一中凸显“求异”与“求变”,纷繁变化跃然耳中。作曲家以乐器最基本的发声元素作为音响材料,包括装饰音、起奏音、轮指、弹挑、摇指、花舌、呼舌、滑音、历音、泛音、虚按音等,而后以“细胞式”音响元素进行各种衍变。在乐器组合与音响形态上,均设计了序列组织原则,同时为“PSHK”的具体音响呈现预设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见图3)。根据预先设定的程序图进行呈现,是一种“‘强行’规定切断作曲家依赖习惯性思维的创作模式”。如第1小节4件乐器全部用H(长音及和弦);第2小节板胡、琵琶休止,笙沿用H,筝采用的H变为吟音的长音;第3小节笙继续沿用H,板胡、琵琶、筝则使用S,分别是泛音震音音型、泛音短促音型,以及用调音器金属头在两弦间滑奏;第4小节板胡休止,笙则使用呼舌的和音,而琵琶和筝改为K(均为短促音型后紧接吟揉的长音);第5~20小节,板胡依然休止,笙与琵琶为H,筝则为S(泛音音阶),P表示平行(两件乐器同步进行或两种音响形态同步进行)或琶音。全曲一气呵成,自在呈现(图3列举了第51~75小节的呈现方式),而这种自在是在“凝缩为音响元素的音乐语言必然需要相应的组合手段与结构方式来呈现与展开”[10]的约束下实现的。该曲不仅拓展了笙的多音演奏技术,还通过结合不同乐器的音色,探索了一种民乐室内乐重奏全新的表达方式,及其相应的多样化与深度化的音乐表现可能性。


(四)不同作品之间的“共性”音响渗透
作曲家自创作首部民乐室内乐以来,始终致力于探索和实践“不同而和”的艺术理念。在此过程中,其追求不同乐器叠加的音色与音响效果,即他所提出的“一件乐器”音响观念,要求作曲家在多部作品中着重考量多元素的统一性。在作曲家近20年的创作历程中,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民乐作品呈现出内在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促使作曲家在长期探索过程中,为个性化音乐语言寻得某些“共性”音响,这些音响在不同乐器乃至不同作品中均有体现。有时“共性”以相同或相似的形态呈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如《颓败线的颤动》中“跑句”“泛音”“和音”“长音”等形态,在随后的作品中均有所延续,只是以新的音响意象和组合方式加以呈现;有时,这种“共性”音响也以不同的技法形态来呈现,尽管形态各异,但音响效果较为相似。例如,谱例4a、b、c、d四部作品中,通过琵琶的历音、胡琴的滑音,以及多种乐器的极速上下音阶摆动等演奏法,展现音响上鲜明的共性特征。此外,泛音音响在不同作品或不同乐器之间的运用,也呈现出独特而出彩的音响效果。
谱例4 不同作品、不同乐器之间的音响渗透

综上所述,贾国平在民乐作品中运用异组乐器叠加的音响思维,通过“以他平他”达到“和”的效果,这不仅需要作曲家深入了解每件乐器,更需要其将民族乐器置于一个“可以寻求‘和’的”深层观念下,进而创造出个性化的音乐语言。这一实践无疑是贾国平在长期探索过程中,较为重要的创作观念和思维方式。
四、中国语境下的“天音”:打击乐器的运用
打击乐器十分多变,至今,仍很难为打击乐器组确立具有典型意义的规范化组合形式。在创作中,作曲家根据作品的不同需求,选择相应乐器的编制[11]。由于打击乐器组的数量、种类繁多,远超其他乐器组,且每件乐器均有多种演奏方式,以及存在多种击器、击点的选择和运用。梳理文献时,笔者发现以往关于作品分析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打击乐器在作品中的独特写作技术及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与分析者对作品中打击乐器的了解程度较低,以及对音乐参数不熟悉有直接关系。在贾国平的民乐作品中,打击乐器是较为重要的音色—音响元素,这与打击乐在中国语境下被视为“天音”的观念密切相关。
首先,在打击乐器的选择与运用方面,根据作品的不同需求,选择不同材质、结构特征及演奏方法的打击乐器。为琵琶与打击乐器而作的《碎影》充分展示了作曲家选择打击乐器时对材质及其音色的考量(见图4)。4个声部的打击乐器看似凌乱,实则遵循清晰的构思。作品在主体结构ABCDE的中间分别插入F部分(F1、F2、F3、F4),这些插段的打击乐器在材质上主要表现为与主体结构形成对比的音色。如F1的皮质乐器与A、B段形成对比,F2前半段的木质、后半段的皮质乐器与B、C形成对比。至段落D进入全曲的高潮部分,基于打击乐器的混合运用,F4只留下铁质乐器,与段落E紧密相连。而段落E与开始的段落A形成呼应性对置,不同的是段落E去掉了木鱼和木盒这两个难以表现“扬击”(这部分为弱击)的乐器,其余乐器则均可以自由延长。最后,乐段的“金属性色调”与琵琶的上弦音、吟揉、泛音相互映衬,余音缭绕,整个段落在力度上从p到pppp逐渐减弱,令人难以忘怀。

其次,部分作品虽然运用较少的打击乐器,但其在衬托整首乐曲的一气呵成和张弛有度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雪江归棹》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作品第一部分“水天一色”中,WAH-WAH、藏铃、庙钟以极弱的力度衬托胡琴与阮以泛音和滑奏为主的音响,在第13小节开始伴随震音音型,打击乐进行节奏自由、余音保持的弱奏。第二部分“群山皎洁”则以鼓声开始并贯穿整个片段,以衬托静态长音音型。随后的“鼓棹中流”是乐曲的高潮部分,其织体层次最为丰富。打击乐器运用与前两个部分不同,采用两个声部的木鱼,这一表达方式富有灵动的气息,衬托弦乐滑奏,以模仿划船的动作。其力度上变化丰富,在达到ff的力度时,其中一个木鱼声部转为排鼓,逐渐将整体音响推向fff的强度。紧接着进入“落叶萧疏”,即刻将排鼓换成音乐盒,以衬托弦乐和弹拨乐下滑的音响,另一个木鱼声部则在前一段的惯性之下继续保持,只在力度上发生变化。最后第五个部分“片帆天际”的打击乐与第一部分呼应,庙钟的持续弱奏预示音乐进入尾声。WAH-WAH的出现,再现了最开始段落的打击乐组合。可见,打击乐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有音色上的结构布局,还有力度、织体等音响方面的考量。
再次,通过打击乐器不同击点的表现差异,可获得音色的细微变化。这与弓弦乐器演奏者选择“正常、靠马、靠指板”的不同触点呈现不同的音色变化相似。对打击乐器而言,击点的选择对乐器发音具有显著影响。以《铙歌》的第一部分为例,其从大鼓以强力度的震音击鼓心开始,随后渐弱至击鼓沿,再渐强至鼓心,最后渐弱至鼓沿形成循环。在第6小节一声极强的侧击之后,再次采用上述奏法。从第13小节开始改变击点,由原来以一小节为单位,变为以半小节为单位。同时,这部分音乐始终伴随着木盒的五连音节奏型,以及少量的震音。从整个乐队18件乐器在第一个部分就充分展现了“铙歌”(古代军乐)之“建威扬德”的气势,不难忖度作曲家选择此类击点和发音方式的意图。其音乐素材来源于秦腔与晋剧中的板腔形态“剁板”(一板一眼,每分钟约300拍),作品中一个四分音符五连音即可构成每分钟300个五连音。在第二个部分,大鼓依然采用不同击点的敲击方式,不同的是“用手阻塞鼓面,并力度变化而移动”(菱形符头记谱),以产生泛音的效果。同时,排鼓也采用相同的奏法(其他乐器均基于泛音),使得整体音响更为统一。由此可见,在这部作品中,击点的改变与力度的渐强渐弱结合得十分自然和贴切。
最后,在非常规效果方面,部分作品运用了“煞音”(“干奏”)、“闷击”及两种以上演奏法相结合的策略。如《颓败线的颤动》第6、13小节,吊镲运用“煞音”,为了突出即刻进入的埙与笙的弱奏音色,在第45、47小节中,颤音琴也使用了“煞音”奏法,旨在为唢呐的颤音及静态长音音响让位。《天际风声》的第六部分,前半段使用通通鼓和大鼓,固定节奏型的“煞音”奏法与正常奏法交替进行,后半部分则是正常敲击,以形成音色上的对比。在《铙歌》第四部分中,前15个小节打击乐部分主要采用了“闷击”技巧,一个声部小锣与排鼓进行交替闷击,另一个声部铙钹也运用闷击。整体上,两个声部同时用此奏法,与其他乐器形成和谐统一的音响效果。
此外,各类演奏方式,如擦奏、碰奏、击奏、刮奏、拨奏、摇奏等,对每部作品的整体音响效果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其音响效果或明或暗,或扬或抑,或软或硬,或强或弱,或浓或淡,呈现出对比或补充,在不同的语境下,赋予作品特殊的语义符号。在贾国平的民乐作品中,经过有组织、有逻辑且精心编排的打击乐器演奏程序,塑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音声景观。
五、“中正”观念与意象生成
作曲家在访谈中谈道:“我会把所有的材料变成一种新的‘中正’材料。”换言之,作曲家创作民乐时,有意识地去“地方化”,而“地方化”恰恰是符号性的体现,且不可重复。该符号带来的亲和感和乐感并非源自作曲家创作,而是源于被引用的符号本身所固有的特征,这解释了作曲家不引用完整旋律或家乡音乐的原因。在《天际风声》中,作曲家引用马头琴经典曲目《穆色列》的旋律,以片段化的方式结合诗歌中“琴声呜咽”的意象表达,通过特有的音腔与和音风格,以新的组合方式,将悲凉中透出的深切感情融入乐曲,营造出作品的主要情感基调。《碎影》中的其中一个段落由4个熟悉的作品片段组合而成,其音响随时在介乎于听得出与听不出之间转换。如《十面埋伏》第一声的扫弦“哒哒哒哒”,发声后通过推拉改变余音,进而改变原本的音响。又如将《龙船》[12]中的两种锣鼓材料(京剧锣鼓与民间锣鼓)交由琵琶与各种打击乐器演绎,呈现出一组多变的锣鼓节奏,并在原曲基础上叠加更为丰富的节奏变化,使其更加灵活而复杂。琵琶的煞音、绞弦、弹指板等噪音音色(见谱例5),与打击乐的小锣、木鱼、通通鼓、邦戈鼓、铙钹等丰富的音色交织,构成全曲中最活泼清趣的一个段落。可见,这些被碎片化的音乐材料经过重新组合与定义,规避了被引用音乐材料原有的音乐含义与固有听觉联想,赋予其新的音乐表现与内涵,形成新的音响特征。
谱例5 琵琶曲《龙船》锣鼓片段与《碎影》第104小节开始的陌生化处理

“音响即意象”是贾国平在学术讲座中时常谈到的一个议题。《颓败线的颤动》开篇,作曲家运用埙、笙、打击乐在强力度的音响后,急速转入极弱的长呼吸线条。这一线条以笙的不协和音程叠加为主,混合埙的无音高气声,以及打击乐时而出现的快速节奏型衬托。该音响为展现“颓败”“颤动”的意象奠定了基础。全曲核心部分为大唢呐“破宫音”技巧,表现人类痛苦心理。《碎影》标题中的“碎”意为“零星,不完整”,“影”意为“不真切的形象或印象”,作曲家将虚与实混淆糅杂,从琵琶传统音乐中抽离出多个音乐片段,包括《寒鸦戏水》[13]、《高山流水》《虚赖》《陈杏元和番》《十面埋伏》《龙船》等乐曲中的旋律片段,作为创作这首乐曲的音乐材料。作品中每个片段都具有典型意义的音响,与确定的演奏法和发声方式密切相关,将似是而非的情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片段在原作品中所具有的音乐意义与音响特征,引发听众心理上的瞬间碎片式回忆与联想,其主要观念在于一种音乐的投射。此外,琵琶的十六分音符密集音型的走句叠加4个中国小锣,其整体的音响形态和力度渐变犹如京剧中花旦的小碎步在舞台上往来穿梭,时近时远,充满轻松诙谐的气氛,并引出后续由“锣鼓段”展现的热闹有趣的意象;通过左手虚按四条弦和音并自由绰注,右手连续演奏琶音来模拟船桨划水声响的意象。
在《天际风声》中,作曲家尝试将海子诗歌《九月》[14]中的语言意象、文字结构与音乐表现、音乐结构紧密结合(见表2)。笙声部作为本曲的灵魂,悠远连绵,时近时远,勾勒出一幅辽阔寂寥的画面;大提琴声部宛如大自然中风声的独吟,平静的线条下暗藏着激荡的情感倾诉力量;打击乐描绘出广袤草原的画面,营造流浪者的家园的意境,为笙和大提琴营造出独特的氛围。乐曲从诗歌的“目击”意象出发,激烈的音响喷腾而出,笙尽可能多的演奏音与大提琴不协和音程共同快速强奏,吊镲强力敲击后保持余音,结合通通鼓的快速强音。一段叙述后,乐曲逐渐达到情绪的高潮,最后又回归平静与回响,仿佛诗中的意境再现:众神远离人而去,人孤独面对苍穹,思念拥有神的日子。这些审美意象正是作曲家“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意象的世界是“情理交融、形神兼备”的世界,强调生命体验的珍贵性。在笔者看来,贾国平民乐作品中的意象生成,其所呈现的真实和纯美是有局限性的。《周易・系辞上》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意为言不尽意所造成的缺陷难以被克服,需立象以尽意。因此,中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语言需要被超越。在本文的语境中,这种超越便是直指作品本身,及其引发的所有自由的、带有生命体悟的审美活动。在此基础上,对音响思维的探讨,才真正契合中国美学所提倡的兼具技能展现与人格修养的整体意蕴世界。
结 语
贾国平的民乐作品中,个性化音响的呈现体现了作曲家对文化认识的自我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深远地影响着与生命情感密切相关的各类艺术形式;这种时空结缘和互动性,令人无法仅局限于研究其谱式,而忽视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因此,研究中国作曲家的音响思维、创作观念需回到中国文化原点,这是本文论述的核心要点。另外,笔者分享几点个人体悟。
其一,民乐创作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发展,但作品本身是多种不同文化、思维碰撞与交融的产物,作曲家在借鉴多元文化的基础上,逐渐探索自身的音乐语言,正如难以明确分辨中国古老音乐文化积淀了多少个民族的艺术智慧。作曲家作为时代文化的建设者之一,不仅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其他文化产生影响。
其二,在某种程度上,音响思维探析是无明确定义和阐述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创作背景下,一部作品的“美妙”往往有着“无理而妙”的禅悟特征。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以及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些诗句的绝妙之处并非源于科学逻辑,而是源于审美。正如在《天际风声》中,“目击”幻化为短促的音块、“野花一片”幻化为颤音泛音、“明月如镜”幻化为持续和弦。在《雪江归棹》中,作曲家用大量滑音、泛音表现画作景色,这些表现手法均显示出民乐音响对作曲家而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种无限也不属于科学逻辑,而属于审美。
其三,审美的本质是自由,不同的欣赏者会产生不同的直觉感悟。各类理论研究者面对同样的作品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视角与观点,但无疑每种经过深思熟虑和不断深化的研究,均有其可取之处。宋代学者陆桴亭所言甚是:“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本文从音响思维的视角,对贾国平的民乐作品展开分析也是“皆有悟”的一种。
在中国音乐历史发展长河中,民乐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仍在继续。时至今日,基于音响思维的民乐作品已崭露头角,成为不容忽视的创新力量,这些音响思维无疑也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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