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音乐世界》2026年第2期)

贾国平 作曲家
十七世纪,法国数学家皮埃尔·德·费马提出了照亮整个物理学界的经典原理:光在两点之间传播,所取路径是耗时最少的路径。例如光线从a点经过水面抵达b点的时候会发生折射,这条路径看似绕路,实则是花费时间最短的路径。那你一定会问,ab之间直线才是最短路径吧?不,因为光线在水中传播速度更慢,走直线在水中路程也就变得更长,时间也会变得更长。换言之,光在穿越不同介质时,总会选择那条时间极值的曲线:它弯曲,只为最快抵达。
这个原理的美妙之处在于:光事先并不知道哪条路最快,却始终遵循着某种深层的自然法则,在出发的那一刻就知道这是最短时间的路线。更准确地说,它仿佛早已经洞悉自己的命运,费马原理描绘的宇宙,宿命般被写就的宇宙,让每一次折射、每一次偏转,都成为必然。
贾国平的人生,走了太多弯路。从晋剧到美术,从美术到音乐,从吕梁到太原,又回到吕梁,再到北京,从北京到德国,每一次转向在当时看来都是“不务正道”,可回头望去,没有哪一步是多余的。
坐在我对面的作曲家贾国平,聊到吕梁的晋剧、三岁坐在演员肩上看戏的童年、德国黑森林里的暴走、《清风静响》首演前的忐忑……他的每一步,都像光在穿越不同密度的介质,不断弯曲、不断转向,却始终沿着一条时间的极值曲线,抵达他本该抵达的地方。
“我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什么作曲家,”他说,语气里有种独属于老派文人的笃定,“我只是觉得,该转弯的时候就转弯。”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这是贾国平记忆的起点。父亲是吕梁晋剧团的团长,他的人生从在戏班子里打转开始:三岁坐在演员肩膀上看戏,半块月饼的甜混着锣鼓点的铿锵,就这么进了脑子。后来剧团散了,他看见那位嗓子最好的老演员在街上卖冰棍,“卖冰棍喽”喊得比唱戏还响亮。很多年后他才明白,那不是叫卖,是咽下去的半句腔。而晋剧的板眼、梆子的腔调、文武场的节奏,就这么渗进了一个孩童的骨子里。

费马原理告诉我们:光线在不同折射率的介质中会改变方向。如果童年的经历构成人生的第一层介质,那么贾国平此后所有的转向,都在这个基础上被决定。11岁考入文艺班学晋剧,13岁半进入剧团工作,领到人生第一份工资十九块钱——这条路在当时是笔直的、一眼望得到头的:从学徒到琴师,从琴师到老艺人,十九块钱圈定了少年对未来的一切想象。
但光线开始弯曲了。
“在剧团工作两年以后,我觉得我与那里格格不入。”他说这句话时,目光投向某个遥远的虚空,“我看不到我的未来。”

这种格格不入,是光线感知到了前方介质的密度变化——当周围的人都安于一种生活时,他却感到了窒息。费马原理的精髓在于:光总是在寻找更高效的路径,哪怕那条路意味着弯曲、意味着背离直线。贾国平选择了离开剧团,这在当时是“不可理喻”的——放弃铁饭碗,放弃确定的未来,去自学文化课,甚至转向美术。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折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离开剧团后的一年,他学美术、旁听文化课、寻找各种可能性。表面上看,这是在“绕路”——如果终点是音乐,为什么要学美术?但费马原理提示我们:所谓“耗时最少”,不等于直线最短。当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它必须弯曲,因为在水中的速度更慢,弯曲的角度恰好能让总时间最小化。
贾国平的那一年“弯路”,正是这样一次必要的折射。他在美术中寻找形式感,在文化课中寻找理解力,在迷茫中寻找自我。当山西省戏校的招生机会出现时,他已经准备好了——不是作为那个只会拉琴的剧团少年,而是一个对更广阔世界充满渴望的年轻人。
“我只知道去太原,能离开这个地方,能学到一些别的。”

光又一次进入新的介质。在戏校,主修晋剧音乐,他依然“不老实”——偷偷学复调,偷偷找钢琴老师,偷偷写歌曲。每一次“偷偷”,都是一次微小的折射。当校长找他谈话,说“你是学戏的,学钢琴是不务正道”时,那条被规定的直线与他自己选择的曲线之间,已经形成了无法弥合的鸿沟。
真正的转折点,来自一个看不见的信号——80年代的调频立体声广播。通过广播,他听到了谭盾、叶小纲、瞿小松的名字,听到了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声音。“我就知道了,有个中央音乐学院。”

那束光,从北京出发,穿越千山万水,在太原的某个角落被一个年轻人接收。费马原理在此刻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显现:声音的传播需要时间,但那束电波选择的路径,恰好是抵达他内心最快的路径。
1987年,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那一年,贾国平二十四岁。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1991年,贾国平提前一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留校任教,这是多少人羡慕的归宿,贾国平却陷入了最深的迷茫,心里没有一点“成了”的感觉。那是一个被天才笼罩的时代。谭盾、叶小纲、瞿小松、郭文景——50后作曲家们的光芒太过耀眼,像几座大山压在后来者身上。“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四年里,我没有看到作曲系任何一个学生脸上有笑容。”他说,“光芒太亮,照得后来者睁不开眼找不到路。”这是光线抵达边界时的困境:前方介质密度骤变,原有的路径无法继续。他站在那个节点上,发现自己并没有学会“作曲”——这个词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解的方程。那种深深的困惑,像一道看不见的屏障,横亘在他与未来之间。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他去了德国。
“我当时对自己有一个判断,”他说,“我们这代人已经不具备50后作曲家们那种条件,也没有他们那个聪明劲儿和闯劲儿。我必须走别的路。我想得特别明白:我就是要好好学明白西方这些东西,将来回来做一个好老师,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迷惑。”

他把自己定位为“转化者”——一个承载光线跨越边界的介质本身,一个把西方现代音乐的光转化为中国学生能理解的语言的人。在德国的四年,他像一个虔诚的学徒,深入西方现代音乐的腹地。但这四年也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学习的焦虑、文化的孤独、身份的困惑,几乎将他压垮。“我在屋子里是不能坐下来的,一定要每天去森林里走两个小时,要不就要爆炸。”那种状态,几乎近于“抑郁”。那些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只有脚踩落叶的声音。后来他写的《落叶吹进深谷》(《5·12挽歌》),或许就埋在那时候的脚步声里。
“这种经历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他说,“没有这种经历人变不了。后来我更乐观更豁达,就是因为经历过崩溃,知道自己不会真的崩溃。”
1998年,贾国平在获得德国艺术家文凭后回国。站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想起在森林里许下的愿望:开课、培养演奏家、举办作曲比赛、培养评论家,后来一一实现。他用自己的弯曲,为后来者铺就一条更为坦直的道路——“中国ConTempo新室内乐作曲比赛”举办了十一届;组建北京现代室内乐团;主持“北京国际作曲大师班”;主持国家艺术基金音乐评论人才培养项目。他像一座桥,让两岸的人得以沟通、可以交流。

“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作曲家。”他说,“我只是想搞明白,想让学生明白。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也教明白了,大家也就认为我是作曲家了吧。”
当光线服务于“最快抵达”这一目标时,它本身也成为路径的一部分。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贾国平反复强调一个概念:“历史意识”。
这个概念源自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每一部新作品,都必须与历史上所有的作品构成一个参照系,它的价值在于能否成为这个参照系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当你意识到你今天的创作和历史上所有创作都有关联,你就不会无知无畏,”他说,“你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只是重复。”这不是一种狂妄的求新,而是光线的自我认知:它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往何去,它必须在前人的路径之外,找到一条新的极值曲线。
他的作品《清风静响》,正是这样一条新路径。首演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会不会被接受——“心里没有底”。但后来,这部作品在业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青年作曲家们通过它学会了如何用现代语言书写民乐。“之后中央音乐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开始写民乐了。”他说。这条路径被照亮了,成为后来者可以借用的轨迹。

另一部作品《聆籁》,则更加彻底。指挥家俞峰评价说:“这部作品里没有一个和弦是西方的。”这意味着,贾国平创造了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系统——一条前所未有的光路。光的弯曲,最终抵达了一个新的位置。
他回忆起在德国时用三个月学古琴、做古琴讲座的经历。“我花了三个月时间学古琴了解古琴,从演奏法到美学到作品,最后做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老师特别开心地说古琴是人类最好的音乐。我受到了很大冲击——为什么我在国内没学过这些?我们小学学唐诗宋词《诗经》,因为这是我们来的地方,”他说,“音乐也一样。如果你从小只弹钢琴只练西方的视唱练耳,你对中国的传统音乐生不出共情,那你就和西方人没什么区别。”
但“和西方人没区别”并不是贾国平担心的最终结果。他担心的是如果没有自己的审美根系,就永远无法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作品——那些能够穿透历史、被一百年后的人还愿意听的作品。

“一百年后的人听我们这个时代,会听到什么?”他问,眼神里有一种雕塑般的静默,“如果听到的全是一样的套路一样的和弦一样的写法,他们不会留下的。他们想听到的是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听刘天华,他的《空山鸟语》用了小提琴的技术,但又有中国的气味中国的美学,独一无二。这样的作品五百年后还会有人演奏。”
作曲家的清醒就在于:他知道这只是此时此刻的路径。“每一代总要留下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东西。至于能不能留下去,是历史的选择,不是我的决定。”光只负责选择路径,至于这条路径能否成为永恒的地标,那是时间的事。
诗酒趁年华
聊到人工智能,贾国平的语气不像很多人那样充满恐惧或兴奋。
“我倒觉得冲击是大家的一种预判,带着恐惧的预判,”他说,“我还没觉得。”
他说人工智能是基于人类知识的数据汇总能力,它比人类更快地获取知识、更高效地处理信息。但问题恰恰在这里——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对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认知还一知半解,机器再快,又能帮上什么忙?
他讲起作曲系的课程。“我们有西方的‘四大件’——和声、复调、曲式、配器。可我们有没有中国的‘四大件’?中国音乐的旋律该怎么思维?结构该怎么思维?民间音乐有多少种类?那种合作即兴的深度,我们研究过吗?”他顿了顿,“这些,人工智能帮不了我们。或许能辅助,但没法替我们想。”

“为什么帮不了?因为人工智能不需要感知。它处理的是数据,不是感受。而作曲家,恰恰靠的是感知。”
“如果没有感知的培养,你的创作就只是数据的叠加,”他说,“你需要情感的投入,需要音乐的感知。这些东西,流水线的机械化替代不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2026年3月21日,他在一场音乐会中设计了一部即兴作品。合作的是一位德国艺术家,对方已经设计好了一套画面、一些音高,他准备在此基础上做加工。加工什么?他说:“当下的战争,当下人类经历的东西。我想加入情感的表达,对此时此刻的一个反馈。”他不会轻易讲出来,当音乐出来的时候,大家能感受到。
贾国平说:“在每个人心里,他那个时代发生的一切,会在某一个点触发,和他那个时代的印记连上。我不知道该说多少,音乐会触动那个心灵。”
他停了一下,又说:“这就是音乐最大的重要性。我不需要讲文字性的确切信息。人类心里存在的情愫,会和音乐共鸣。情感是什么?情感就是每一个个体的人的命运。我们要珍视每一个人。”
我想起他说的另一句话。他说他写《落叶吹进深谷》,是因为5·12 汶川大地震。他看到那些报道,看到那么多孩子没了,“必须做这件事,不做心里过不去。”他说这叫“触动”,不叫“创意”。

创意这个词,对人工智能来说或许只是数据的重组。但对贾国平来说,创意是那束被触动后不得不写的光。
费马原理说光选择最快抵达的路径,但决定光往哪儿走的,是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的那个“为什么”。这让我想起电影《黑客帝国》中尼奥问先知:“如果你已经知道了我的选择,那我还有选择的必要吗?”先知说:“你不是来做选择的,你早已做出了选择。你来,是为了理解你为何选择了那条路。”选择去哪儿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选。人工智能可以算出哪条路最短、最快,但它不会问“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这个“为什么”,是人最后的领地。
此心安处是吾乡
当话题转向当代年轻人的焦虑与“内卷”,贾国平的语气变得格外郑重。
“如果每个人都想成为大师,这个社会就完蛋了。”他说,“成功的概念太模糊了。你对任何一个人有帮助,这就是成功。你的价值并不是你自己实现了什么,而是你的价值帮别人实现了什么。”
这番话让我想起他在黑森林里的暴走——那时候他想的肯定不是“成为大师”,而是“怎么撑过今天下午”。后来他发现当一个人专注于“服务他人”“解决当下问题”时,路反而越走越宽。这句话里有老派文人的谦逊,也有存在主义的洞见:你不是先有一个“大师”的本质再去过大师的生活;你先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然后本质会自己找上门来。
他举了去吕梁扶贫的例子。他带着学生去教当地孩子音乐,那些在城市里迷茫的年轻人,在帮助别人的瞬间,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从来没有体会过,他对别人有作用,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感,不是来自远方的“大师梦”,而是来自脚下的、此刻的、与他人相连的行动。
我们都太忙着成为什么,却忘了已经是什么。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访谈快结束时我问他对二十岁的自己说什么。
他想了想,笑了。“也不知道该说啥。懵懵懂懂,但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28岁的我能留在中央音乐学院,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我觉得自己命运太好了。我最感谢自己敢去想。”

当他在吕梁群艺馆被同事讥讽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时,他敢想中央音乐学院;当他决定去德国时,他敢想成为一座桥梁;当他写《清风静响》时,他敢想一种前所未有的声响。敢想——这大概是他给年轻人的第一把钥匙。第二把钥匙是:想完了要敢做。第三把钥匙是:做着做着发现没做成,要敢转弯。每一次“敢想”,都是光线在介质交界处的主动折射——它弯曲,因为它要最快抵达。
在贾国平的人生中,那些看似曲折的弯路——从剧团到美术,从戏校到德国,从迷茫的留校青年教师到国际知名的作曲家——如果放在费马原理的视野下审视,每一步弯曲,都是必要的;每一次转向,都是最快的。
“人生的选择,就是你在这个时空中,找到那个属于你的极值路径。”他说,“不要着急,按照自己的节奏,从容地去做事。关注你身处的环境,做你力所能及的事,光自然会找到它的路。”
在光线弯曲的地方,我们看见了命运的形状。在声音抵达的地方,我们听见了时间的回响。贾国平的音乐,正是这样一束光——从吕梁剧团的暗处出发,穿越无数介质,最终在国际舞台的虚空里,画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极值的曲线。
他总说,自己没想过成为作曲家,只是觉得“该转弯的时候就转弯”。这话朴素得像一句自然法则。而命运,就藏在这份朴素里——一个敢想、敢做、敢转弯的人,光自然会替他找到路。
此刻他坐在对面,六十多年的光阴被他讲得云淡风轻。而我忽然觉得,那些弯弯曲曲的脚印,其实就是一个人最好的作品。比任何一首曲子都耐听。
因为那里面,有光走过的声音。

内容:王尉
排版:王尉
审核:李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