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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音乐创作‘中国性’研究”(22&ZD037)。
作者简介:
贾国平,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
摘 要:周文中先生于2008年撰写《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一文,时隔十数载后仍被先生一再提起。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文中提出的问题仍具现实意义。作者对周文中先生文章中提出的仿效西方现代音乐创作、传统文化课程在高校教育中的缺失、作曲家自我语言意识的匮乏等五个问题进行了回应,并着重提出创作观念层面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和作曲家创作实践层面的个体性建构,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未来发展必须要面对与解决的两个问题。
关键词:周文中;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创作观念;文化主体性建构;个体性建构
文章刊登于《音乐探索》2025年第1期,第35~42页。
“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是周文中先生多年来一直牵萦于心的问题,早在2008年他便以此为题撰写了一篇具有深刻洞见的文章。2023年11月,班丽霞教授又从周先生的文集《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与口述历史影像中梳理出数个“未被回答的问题”,并于“汇流——周文中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进行发言[1]。
时隔十数载,周先生之问为何被一提再提?恰恰因为这些问题在当下的语境中仍旧存在。特别是中国当代音乐的创作现状与未来发展,也是我个人多年来持续思考的问题与挂怀之事,并一直坚持通过作曲教学、创作实践,以及创办面向青年作曲家的作曲比赛、组建室内乐团、开设乐评培训班等多项具体举措,试图探索与促进中国当代音乐良性生态圈的建构。因而今日,承接周文中先生心系之忧,借托班丽霞教授提炼之问,聚焦于当下客观现状,来探讨华人作曲家,尤其是中国作曲家该何去何从。
问题一:什么是今天华人的音乐?是仿效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还是模仿、复制中国过去的音乐?如果都不是,那么华人作曲家的最终角色是什么?
周先生实际上在设问中已经做出了回答,当今华人作曲家既不能仿效西方音乐创作,也不能模仿和复制中国过去的音乐,应延续并转化中国传统文化,承担时代使命,推进社会的未来发展。班丽霞教授将这一话题放置于当下的语境中,并进一步追问:“当下应该保留哪些中国传统美学?传承什么样的文化?相较于古人,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生活方式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何才能让这些几近流逝的传统重焕生机以适应新的时代?”这一追问的背后隐含着当代作曲家与自身文化传统疏离,甚至割裂的现实生活有关。但若要进一步探究,则必须回望中国近现代音乐的百年史,知其何所来。
首先,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冲击与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强势入境,另一方面是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主动认可。“五四”时期,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国文人曾倡导“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拉丁化”等主张。在彼时语境中,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强烈批判是可理解的。而且,西方文化确实促进了传统中国的彻底革新与现代化转型。对中国音乐发展来说更是如此,中国过去有“乐工”“乐官”,但现代意义上的“作曲家”概念是近百年间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才产生的。
然而,至晚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作曲家已经意识到不能一味模仿西方音乐。这一点也缘于齐尔品在1934年来到中国,举办“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比赛。但实际上,刘天华在20世纪20年代已借助西方作曲技法创作出了极具中国韵味的音乐,如《月夜》(1924)、《空山鸟语》(1928)等,至今仍是不可替代的二胡经典曲目。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西方音乐对我国带来第二次冲击。此时,又有一位外国人来到中国,即1980年英国剑桥大学亚历山大·葛尔教授(Alexander Goehr,1932—2024)[2]来华讲学。他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开设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十次专题讲座,精练而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现代音乐的发展历程,从德彪西、勋伯格、梅西安,到布列兹、施托克豪森等。数次专题讲座并非是西方现代音乐作曲技术全面而系统的完整训练,但让当时仍是青年学子的作曲家们窥探到西方现代音乐的观念,令他们大受启发而从传统写作的桎梏中获得解放。
因此,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再度回归与西方现代人文思潮涌入的双重语境下,催生出“新潮音乐”作曲家群体的创作。如当时正值大三的谭盾、叶小纲、郭文景等作曲家,葛尔的讲学直接促使他们的创作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后,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寻找自己的出路。这其实是一种身份意识的觉醒,不只是老一辈的民族国家身份意识,更是寻找一种作为现代人的个人身份意识。
如今21世纪已过去四分之一,中国音乐创作是多样化、多元化的。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至1981年间,中国新创作的交响曲、管弦乐曲至少已有400余部,而今曲目量增长定然不止两倍。但值得反思的是,音乐创作之量变是否带来了质变?是否真正实现了风格的“多样性”呢?我个人对此是存疑的,因为缺乏群体与个体的“性”质特征。比如“新潮作曲家”,他们具有群体性的积极形象,同时每个人也具有强烈的个体性特征。与之相比,当下青年作曲家的群体性形象与个体性特征还未真正产生。
至于“华人作曲家的最终角色是什么?”,这是一个随时处于流变的角色定位问题,而非一劳永逸的定点问题。其次,华人作曲家群体实际上仰赖于音乐创作领域的每一位从业者,也需要每一位作曲家去回答其独属于其个人的社会定位。然后由一代又一代作曲家,根据不同的时代语境来探寻锚点,不断构建出每一代作曲家的角色形象。
问题二: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根源?我们需要传承什么样的文化?当一些大学舍弃艺术、文学、哲学,甚至历史等课程,如何期望这个国家的文化有创造力?如果创造力只停留在仿效他人的层次,如何激发出一个属于现代亚洲或东西方融合的文化?
周先生这一连串提问是极其激烈的批判。纵观国内音乐教育课程,在本科教育阶段依旧以西方古典音乐的“四大件”为主,甚至也有西方现代音乐的分析教学。但对于中国音乐方面,尽管有民歌、曲艺等传统音乐课程,但仅是个案类型的教学,缺乏体系性的、系统性的方法论课程。如今为何大量提出构建中国知识体系、中国话语体系、中国学科体系等号召,恰恰是因为在这一方面的缺失,具体到每一位作曲家的自我语言构建同样如此。
所以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个体层面,上述问题如今已到了不得不反思的境地。但文化传承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回归过去,而是要依托历史的连续性向前迈进、重塑传统。只有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价值被当代人表达出来,才能够真正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意义。正如乔建中先生所言:“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除旧立新,推倒重来。而是一种有传接、有存留、有革新、有创造,彼此繁复交织、曲折迂回并逐步趋近的人文积累。”[3]
但另一方面,在反思之余,也不能全然否定。至少在几代中国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中,文化传承是一种普遍性的自觉意识,而且是在传承延续中不断追求创新的。比如古琴音乐文化,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还在文物和美学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其具有多重意义,其中包含了历史的、文化的、社会阶层的、审美的,甚至中国哲学思想等不同方面的内涵,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承载了中国文化的符号意义。那么,已经符号化的古琴音乐怎样能够体现出继承与创新的双重含义?特别是古琴音乐所具有的独特声音本质如何表现出当代的审美意识?须是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体现出继承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融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需求,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与创新。
以古琴曲《梅花三弄》为例,王建中先生于1973年将这首古琴曲移植到钢琴,然后配以和声伴奏,特别是泛音主题配以琶音跑动式的织体形态,这是中西结合的一次尝试。在20世纪的语境中,这类创作一定是具有创新性的,其意义在于为钢琴音乐增添了中国音乐文献,以钢琴为媒介传播中国文化。但这类作品现在很少被钢琴家们演奏传播,因为对于西乐演奏家而言,即使终生不弹、不奏中国风格曲目,也有海量的西方经典作品可供选择。但如此以往,西方器乐演奏家传承的则永远只是西方古典音乐。难道他们在中国存在的意义仅此而已?我们可以回望传统,曾经从域外传入中国的很多乐器,如琵琶——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已然成为地道的中国民族乐器,反观今日从事西乐之人士,怀抱中国化之信念与理想来做出独特文化贡献者能有几人?因此,中国文化的传承与重构,并非仅仅是作曲家们的责任,也有赖于各个音乐专业的合力与全部音乐群体人的协作。
陈其钢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逝去的时光》(1995—1996)中再次运用《梅花三弄》主题作曲,但其处理方式与王建中完全不同。他在音乐的发展方式上聚焦于主题动机的重复展现,音乐语言体现了情感挚烈的浪漫主义式风格,与大众化音乐的审美特征更近了,离古琴音乐的精神实质却更远了。1998年,我在德国听到这部作品时,已经意识到中国作曲家无法再延续这条道路。尽管有那么多经典的中国音乐主题旋律素材,但这种引用模式已走到顶峰,再重复此模式就会形成格式化创作风格的套路。
在这一点上,回望周文中先生的《渔歌》(YUKO,1965)同样也是对古琴文化进行传承创新,他将这部作品自谦为“编曲”,但实际上意义重大。周先生严格依照传统古琴音乐的原型,通过西方乐器模拟古琴发声法的音响特征来写作,生成非西方式的现代音乐语言,塑造出富于韵味的新音响风格。而且,这部作品对后来众多中国作曲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周先生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部作品的历史价值有多么深远。或许由于时代语境的认知不同,他此后并未延续这一创作思维。但这部作品对于至少从周龙到20世纪60年代后一代,包括我个人,都极具启发意义。
比如,周龙在《琴曲》(1982)中结合了周文中《渔歌》的创作观念,从音色与演奏法角度入手来营造出古琴的韵味。同时又“借题”发挥,以引申发展的手法来写作。但与周文中先生的做法又有所不同,他并未保持全曲统一的音乐风格,而是有所转折。尤其是第二段,又折回至抒情性的歌唱风格。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音乐语境中,这无疑也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在对古琴音乐的应用上,罗忠镕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创作《琴韵》(1993),比任何一位年轻作曲家都要更加前卫。他将七个片段化的古琴音乐与五声性十二音构成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古琴与西洋乐器两种音色反差对峙,表现了作曲家期望创作出融合性音乐的意图。其实我第一次通过录音聆听某欧洲乐团演奏的这首作品时仍有疑惑,直到后来现场听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之后才真正理解。所以,表演诠释相较作品而言,其重要性同样不可小觑。
这些前人的作品都令我有所反思和启发,促使了《清调》(1998)的产生。我主要利用磁带录音,引用了《广陵散》的片段,然后用管弦乐与之对话。在这部作品中,我在思考如何以新的方式利用古琴音乐元素来创作出一种从美学神韵上更加接近古琴音乐思想,同时又具备现代性新音乐品质的作品,这是此作希望努力达到的境界。
而在当代青年作曲家群体中,古琴音乐的传承创新也在继续前行。比如获得2017中央音乐学院第三届民族音乐节暨“学院杯”民乐作品评选独奏组第一名孙兆余的作品《丝路随想》(2017),以古曲指法演奏形式为基础,特殊演奏法为点缀,尝试突破传统旋律音调,并依据重复原则,将各个“音乐元素细胞”材料延伸发展、变换组合构成全曲,希望作出承古出新的声音。此外,获得2014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民乐(古琴重奏)作品比赛二等奖李晨瑶的作品《空城引》(2014)中,采用古琴多音快速扫拂、滚拂,多弦同徽大幅度滑音等技巧,以及拍弦、捂弦刮奏等噪音发声法,探索古琴“非传统”音色及演奏技法的同时,试图在古琴与琵琶之间产生彼此呼应又相互统一的音响效果,以此达到对作品整体音乐的发展及推动的目的。再有,获得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2016中国钢琴音乐经典百年回顾——优秀钢琴新作品征集与评选比赛”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李尚谦的钢琴独奏曲《玉簟凉》(2016),从音高到音响风格特征都受到古琴音乐的影响。借助现代钢琴音乐的写作技术与表达手段谱出具有浓郁中国风格韵味的音乐,正是这部作品的核心观念。
上述这些作品例证表明在中国作曲家的创作实践中,“文化传承”意识是自觉、主动的选择,也是普遍具备的特征。无论是国内或海外的老、中、青作曲家,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寻找母体文化。尽管传统文化在高校现行的教育中尚有不尽人意的问题,但在中国作曲家群体个人创作实践领域中却一直在前行。作曲家们不是用言语或文章来表达,而是用作品来说话。
问题三:有人说一个作曲家只应该按自己的情绪来作曲。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应该用谁的音乐语言来表达情绪?为什么一个人需要他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会是什么样的?
前文谈及文化构建时已提及,作曲家的自我语言同样需要构建。周文中先生的接连追问迫使我们进一步反思,班丽霞教授也对此补充道:“如果一个当代作曲家辩解说,他从小到大能够在城市、学校、国外习得的音乐语言,早已远离中国的文人音乐、民间音乐,而是更亲近西方古典、现代音乐,这自然而然地塑造了自身的语言风格,无论古今中西,只要能表达内在的情感的音乐就是真诚的音乐,我们该如何反思这一个观点与现状?”
上文所描述的,是当下青年作曲家的普遍现象。若欲回答周先生以及班老师的追问,仍要回溯历史,探寻这些现象何以出现。如前所述,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正是西方文化强势“侵入”并加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特别是城市生活,以及我们所接受的音乐教育,使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被不断刻画、塑造为普世化的“现代人”,自然会被同化、并主动认同这种现代文化价值与生活习俗。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积年累月的,在音乐领域更是如此。如董维松老教授前不久在访谈中的反思:“从理论上来说,现今中国的音乐教育还存在着‘西化’的倾向,是因为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是从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专’开始的,一百年来学的都是西方音乐,大家都是这么学的。我也是那么学过来的,脑子里对传统音乐有感情,但学的都是西方音乐。群众音乐也一样,一说音乐都是西方的。我们学的也是西方音乐体系,四大件加上乐理、视唱练耳……”[4]
可见,“西化”现象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是一直存在的。历史造就了当代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天然认同,这一点不置可否。但至少,当代青年作曲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警醒。一方面,当下青年作曲家从技术手段到乐谱形态高度聚焦抽象形式化的现代音乐写作,很多作品缺少对社会现实的感知,缺乏文化指向、缺少情感关联,既造成“审丑”疲劳的结果,也造成作曲家自身陷入个体身份意识模糊的焦虑。尽管作为技术学习无可厚非,但在进行艺术作品的创作时,这样的创作观念与艺术思想需要进行深刻反思与彻底转变。另一方面,也需要避免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作为一种掩饰作曲家原创性、艺术性缺失的借口,写作毫无新意、毫无美感,貌似优美的陈词滥调、虚情假意的慷慨激昂。此外,更需要警惕有个别作品几乎是以西方历史音响与风格的重新组合编写来冒充原创,这种创作倾向不仅仅是创作思想观念的缺失,更是音乐语言与作曲技术彻头彻尾的山寨产品。
因此,从自我语言构建的角度,我们需要清醒而独立的自我认识与反思。对于这一问题,周文中先生实际上已做出了回答:“作曲家无论在哪种社会生存,一定要千方百计寻求建立自己的语言,要在对多种文化、首先是对母语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自己不同于他者的语言。这是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别人的语言难以表达自己独立的精神;二,从更深的层次讲,有你自己的语言,别人才愿意、才可能与你平等对话,你也才可能真正确立自己音乐的价值及其地位。”[5]诚然,青年作曲家的认知被塑造并禁锢,这不是文化使然,而是社会环境与历史语境使然。但身为创作者,必须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才能构建出真正独属于自我的个人语言。
问题四: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今天,东西方文化是否是平等的、互动的?是否达到了文化间真正的交流?
这一问题是周文中先生在2005年谈及“全球化”议题时所提出的。对此,班丽霞教授补充阐述道:“周先生特别强调,东西方文化在当下世界存在失衡与不对等性,而文化间真正的交流与互动必须以‘平等、深入和真诚的方式进行’,有史以来东西方文化还没有达到过真正的‘知己知彼’。”
如其所言,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与互鉴必须建立在双方一致认同的文化普遍性标准以及公认的文化价值标准之上。如今近二十年已经过去,周先生所期待的平等对话、全球化互动到来了吗?并未实现。真正的“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前提是所有人都认同一种普遍秩序、普遍法律,在囊括全球的政治、权力和法律的框架内作为“世界公民”生活。但是,当下的“全球化”和“多元化”依然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实,按照西方世界的法权和法律来制定规则的跨社会、跨文化活动。因此客观来说,目前西方知识分子普遍拒绝承认非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本应具有的独立价值观。
诚然,西方文化的强势属性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与内生的民族性格等因素所塑造,也不全然是负面意义。如田飞龙在《超越文明冲突论,文明对话是对西方与世界的道德救赎》一文中阐述:“西方文明在现代世界最伟大的成就是解放了‘个人’,激活并焕发了个性解放与资本创造性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以个体自由与人权为内核的巨大价值穿透力,由此带来西方凌驾全球的道德和制度权威。”[6]其言并不旨在批评,而是一种客观描述,不能简单地以民粹精神来批评西方文化的强势姿态。
比如在音乐领域,西方经历了古典、浪漫、现代、后现代等不同时期的革新,这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一种缩影。无论在音乐或文化上,他们自有一套组织系统、观念体系、机构网络、政策生态等。对于每一代、每一位作曲家来说同样如此,他们各自拥有独立自主的观念思维、语言体系,并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语言范式革新。
反观国内,且不论创作层面,仅在音乐学理论专业的学者中,将中国当代作曲家纳入视野中的研究也是量少力微,更多都是关于西方作曲家,缺乏对国内现实的关注。但另一方面,将某位作曲家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确实需要其具有深刻的美学观念、完善的技术体系,同时具备一定的作品上演率、广泛的传播力度等等,总之要有其学术价值。国内作曲家在这些方面确实不足,尤其是美学观念层面的匮乏。如果我们自身都不具备完善的观念、技术、语言风格体系,缺乏自主自觉的精神独立性,谈何平等对话?老一代作曲家的使命已经完成,希望只能寄托于未来的青年作曲家。
现实固然残酷,但也未必全然晦暗。美国杨百翰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前任院长、音乐学院作曲教授斯蒂芬·琼斯(Stephen Jones)近年来一直以中国作曲家作为自身的研究课题,他曾采访过160多位中国作曲家与音乐家,2018年我在杨百翰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进行学术交流期间,曾对他做了访谈。他说通过研究中国作曲家,他重拾信心开始回归作曲,并在2019年携带他的新作《在太阳的光辉之上》(Above the Brightness of the Sun)来到中国演出,并获得现场观众赞誉。可见,中国的作曲经验同样可以反向输出。再如哈佛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哈斯蒂(Christopher Hasty)教授曾说:“我认为,通过聆听和思考过去40年间的中国新音乐,可以使我们获得一条反观西方音乐文化局限性的途径。这种‘局限性’,源自欧洲现代主义者对历史或传统的恐惧。……我目力所及的中国作曲家,都延续了艺术一体的古老传统。通过这种方式,音乐始终与绘画、书法和诗歌紧密相连。音乐通常反映着一种既有的影像或叙事。我认为,这是一种奇妙的天赋,这种天赋在欧洲遗失已久,在北美甚至从未出现过。相比之下,西方音乐与其姊妹艺术的隔阂已构成一种巨大的局限。”[7]以上这些都是两位外国作曲家与理论家总结出来的,那么中国的学者在哪里?这些理论化的提升是我们当下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独特性没有被提炼,这些经验就会被遗忘。即便汇流的时代到来,我们也无从发声、无言可说。这一点需要中国作曲家、传统音乐学者、当代音乐学者共同合力构建,才能期待真正的全球化、平等对话的理想实现。
问题五:追随西方作曲家却未能依靠自身的音乐传统作出真正贡献的华人作曲家们,是否应该考虑到文人精神的复兴呢?
所谓“文人精神的复兴”是周文中先生对中国未来音乐发展的期许,但什么是“文人精神”?“文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存在。这个群体是否转变成了如今的“知识分子”群体?并非如此。“文人”更准确来说是具有风骨气节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如果没有风骨气节的独立精神,“知识分子”只是“知道分子”而已。诚如周文中先生所言:“非西方世界现在需要的不是多一些或优秀一点的训练有素的艺术家,而是需要独立有勇气的艺术家:奉献、无私、真挚、诚实和勇气与独立自主。”[8]可见,“训练有素”仅仅只是工匠标准而已。许多音乐高校的作曲博士入学考试,要求6个小时创作出30个小节的管弦乐。我常常惊叹这些年轻创作者的写作速度,但仅有技术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思想、观念与精神。
周先生的期许实际上还涉及诸多复杂的现实因素,更观照着其核心问题“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尤其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未来发展路径。关于这一点,如今有许多创作倡议,“寻根探源、赓续文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广泛的青年创作群体可能很难真正接纳这些话语,因为无法对接到个人的实践层面、观念层面,无法与个体产生真正的共鸣。但这些话看似空泛,实则字字箴言。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些话语背后的理念?如何落实到个体的创作实践?这包含着两个维度层次的构建问题,一是创作观念层面的文化主体性建构,二是作曲家创作实践层面的个体性建构。
(一)创作观念层面的文化主体性建构
所谓“主体性”的建构涉及诸多方面,如今的中国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建构等都是对主体性的建构。而“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并不旨在“文化”,而是创造文化的“人”,涉及不同群体、不同专业者、不同个体等。文化主体性是人在文化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创作者在艺术作品中其思想形塑、精神凝聚、文化创造层面的反映,它来自创作者对自身民族的主体认同,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需要从事文化活动的各行各业共同合力才能达成,纵观国内,至少在“教育、研究、创作、传播”四个方面是有所欠缺、亟需完善的。

第一,是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主体性建构。如前文所述,目前音乐高校课程设置中有完善的“四大件”作曲技术理论课程体系,但相关中国音乐创作的体系性课程呢?个别音乐学者认为,中国音乐因其乐种繁杂、流派众多,并不像西方音乐那般具备体系性。确实如此,但“中国音乐”是一个大概念,其子概念是否具有体系性呢?古琴音乐是否具有体系性?潮州筝乐是否具有体系性?小区域一定具有独属于自身的内在体系性。“中国音乐”的主体性构建是艰巨的,但正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认定的56个民族,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从400多个民族中选定出的。我们目前要做的,是把这些小区域的音乐体系性构建出来,再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一步步构建宏观的中国音乐体系。
另一方面,即便是如今的“四大件”课程,我们也是远远滞后的。比如“和声学”到现在仍然使用着斯波索宾的教材,有不能平行五度、平行八度等教条规范,而且剔除了风格、剔除了与作品的关联、剔除了创作语境等。更何况“四大件”课程如此精细分化,甚至独立出四个专业方向,这种学科定位是有问题的。如果无法融会贯通,如何学会真正的音乐创作?作曲专业的教学仅是沧海一粟而已,“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课程同样如此。尤其是在国内语境下,当代作曲家既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又有西方音乐技术的基底,如果研究者不兼具多方文化知识储备,何以研究中国当代音乐?
第二,是传播方面的主体性建构,主要涉及表演的问题。首先是国内绝大多数的音乐剧院与交响乐团每年在其音乐季中所上演的曲目一直以来多以西方音乐作品为主。作为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中国本土作曲家的作品如果仅仅作为一种“应景式”的策划安排上演,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如何建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如何复兴?当中国音乐创作如果无法占据中国本土传播与表演的“主战场”,我们所期待突破“高原”产生“高峰”作品的愿望只能沦为空谈与无望。这个现状问题的产生根源还是在于我们西化的音乐教育所形成的审美观念。当我们从事音乐的工作者在自我潜意识里深深扎入一种以西方经典音乐为尊、为美的审美标准之时,我们这些人就成为这个时代阻碍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绊脚石。
其次是以西方音乐审美观念为标准,对民族器乐表演人才培养教学、乐队形制构建与民族器乐音乐创作观念也带来了深刻影响。民族器乐在表现力与演奏技艺方面得以极大拓展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属于中国传统民族器乐本土地域多样化、独特性的音乐风格韵味,而这恰恰是造成当代民族器乐表演与创作趋于高度同质化与雷同化的重要原因。1987 年我刚从山西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时,听到学院里的唢呐演奏十分诧异,因为民间唢呐的声音是非常透亮的音色,而学院派民乐的教学却是以音阶为基础,追求音准、音高。这些都是对民族器乐的改革,有其益处以及历史意义,但同时也剔除了民乐的个性与独特性,实则是对民乐音色的“阉割”。中国民族器乐的未来发展需要我们音乐人对此彻底反思。
究其根源,这些问题都源自文化主体性的缺失,没有真正认同自我的文化,缺少文化自信。什么是“文化自信”?民乐走出国门就自信了吗?事实并不如此,文化自信是发自内心对自我文化的珍惜。所以,必须要从教育、研究、传播等方面建立主体性,才能期待下一代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从量变转化为质变。而后,优秀的作品被演奏、被传播,被评论、被研究,再回流纳入教育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体系。这需要我们每个人在观念上具有文化自觉意识,方能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业态系统。
(二)作曲家创作实践层面的个体性建构
从宏观的文化主体性意识落实到每一位作曲家的个体创作行为中,也同样需要四个维度的构建,分别是个人的观念意识、语言风格、技术体系与结构思维。作曲群体中有许多人被技术捆绑,唯技术论高低。但任何技术的产生都是出自某种观念意识,没有任何一部音乐作品可以脱离创作者的精神观念。所以,作为作曲家,首先要建立的就是清晰的自我观念意识,所谓“立意”;其次,在这种观念基础上寻找独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风格,比如梅西安寻找到特殊的“鸟语”、调式模式、节奏模式等,构建出他个人的音响特色;再次,语言风格需要技术体系的支撑,比如周文中以易经八卦为基础构建出“变调式”的作曲技法;最后,要有个人的独特结构思维,将所有这些素材进行组织安排,从而实现其观念与立意的完整表达。如果这四个方面没有完整的构建,一个人是很难成为具有独特风格、具有个体性的作曲家。这需要大量有意识的练习与实践。

当然,中国并不缺乏具有清晰观念意识的作曲家,比如“太极作曲”“五行作曲”等,这些都是具有创新性的。但问题是技法体系与观念意识,是否与其语言风格相匹配?基于十二平均律的音高体系、西方风格的音乐语言,是否能够与之观念意识初衷相兼容?因此,从观念、语言,到技术、结构,每一环都需要清晰、精准地衔接对应,才能形成一整套完备的体系构建。
结 语
21世纪已经过去四分之一,华人作曲家该何去何从?诚如周文中先生所言:“21世纪的新纪元意味着作曲家们将不一味寻求西方世界的肯定或成就,他们将自省21世纪自己对全球音乐主流有何贡献,他们要求自己对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全人类文化,同样都要努力去做透彻的了解。非西方社会应停止捕捉西方脚步的殖民思想,努力朝着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但实际上却兼收并蓄超越二者,创造出真正属于世界、属于人类的音乐新纪元。”[9]
这些话语其实不仅仅是指华人作曲家,任何一个国家的作曲家同样如此。即便是一位美国作曲家,也不可能纯粹按照欧洲作曲方式来创作,他们也在寻求独立性。那么,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在此借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反思》中所言:“如果当代中国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普遍的价值理论和价值实践,那么这种东西肯定不是唯中国人独有、独享的东西,而是一种能够被所有人(包括当代中国人自己)接受、吸收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必定是同现代性条件相匹配、但同时又能超越它的社会局限性的东西。”[10]
我们要与西方对话,而不是排斥西方,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向他们学习,同时也要创造出具有中国性特征的艺术作品,然后才能与之平等对话,共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最后,再次借用周文中先生的话语作为期许:“关键词是独立:独立于西方文化;独立于自己的文化;独立于陈规陋习;还要自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和专业的压力。这是需要勇气的。艺术家是捍卫人文的真正勇士。”
*该文根据2024年6月13日“周文中讲坛”第九期讲座内容整理而成。
注释:
[1]详见班丽霞:《未被回答的问题 ——纪念周文中先生百年诞辰》,《人民音乐》2024年第8期,第18-22页。
[2]亚历山大·葛尔,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战后英国作曲家群体“曼彻斯特学派”的关键人物之一。1955—1956年,他在巴黎参加了奥利维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大师班。此后,他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制作人和播音员,并担任音乐戏剧团体的总监。1971年,他被任命为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的音乐教授,随后在1976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该学科的教授。参见https://www.mus.cam.ac.uk/directory/alexander-goehr,访问日期:2024年10月4日。
[3]乔建中:《传古与创新——当代筝乐刍议》,《音乐艺术》2014年第4期,第17页。
[4]校史与博物部:《教授访谈|董维松:发出中国声音,音乐为人民服务》,微信“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公众号,2024年6月6日。
[5]周凯模:《关于跨世纪的音乐讨论——周文中教授的忧虑和期待》,《中国音乐》1998年第2期,第14-15页。
[6]田飞龙:《超越文明冲突论,文明对话是对西方与世界的道德救赎》,微信“观察者网”公众号,2024年6月10日。
[7][美]克里斯托弗·哈斯蒂:《对中国新音乐于西方作曲家之启示的断想》,张萌译,《人民音乐》2018年第9期,第90、92页。
[8]周凯模:《关于跨世纪的音乐讨论——周文中教授的忧虑和期待》,第15页。
[9]周凯模:《关于跨世纪的音乐讨论——周文中教授的忧虑和期待》,第15页。
[10]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导论”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