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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权|新结构思维与传统文化精神意蕴——评贾国平《万壑松风》的创作特征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万壑松风》的审美特征,或许可以这样形容:它和南宋画家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天地自然的某种情感起伏、心绪奔涌的艺术描绘,一个用了纸墨,一个用了音乐,略微不同的是文化品格,相似的却是文人旨趣。




笙、古筝与管弦乐队作品《万壑松风》创作于2013-2014年,受德国曼海姆国家交响乐团委约而作。2014年5月19日和20日,在德国曼海姆玫瑰园音乐厅首演后,德国音乐评论家施特凡·德特灵格(Stefan M. Dettlinger)在《曼海姆晨报》评论道:“音乐仿佛把听众带进雄伟的自然之中,掌声久久回荡在曼海姆玫瑰园莫扎特音乐厅。这是此交响乐团在最近十年当中,在这个大厅里带给观众最好的首演作品之一。”①


的确,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万壑松风》都属于现代音乐文献里极为出色的作品,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甚至可以让听众在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就记住它。当然,这里所说的“个性”,是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结果,因为这部作品的个性是多方面的。比如,它拓展丰富了笙和古筝这两样古老的中国民族乐器的表现力,让它们和西洋管弦乐队在充满锐利对比的同时,又营造出了统一、宽广而丰满的音响世界;再比如,作品所使用的技法语言让它既摒弃了后现代惯有的激进和空洞,又摆脱了一味追求可听性而常见的俗套。


在本文作者这样站在本民族文化立场的人看来,《万壑松风》呈现了某种显而易见但又难以名状的传统文化精神,它和贾国平近年来创作的许多作品一样,具有鲜明而深沉的文化意蕴,同时又富于时代特性和个人风格;但相比作曲家之前的其他同体裁作品,《万壑松风》的不同主要体现为一种新颖的结构思维。独特的“结构感”或“结构性”是这种音乐作品重要特征——与此并行的是作品内部精巧的架构方式和音乐技法设计。


一


李唐的山水画《万壑松风图》是其晚年的重要代表作。作为一幅千古名作,该画作的一个重要技法是对绘画中“皴法”的应用。李唐用这一技法,表现山水画中云朵、山石、泉流、林木所具有的独特的肌理、脉络、质地、阴阳、凹凸、向背……这幅画所描绘的景观和使用的表现技法手段是贾国平创作《万壑松风》的灵感来源。原画中的山峰高峙、流水奔鸣、白云缭绕、林木氤氲等雄伟磅礴的景象,被作曲家凝练为“奇峰耸峙”“清岚浮动”“飞瀑鸣泉”“水流奔涌”和“松林高密”五个主要景致,并分别构成该作品五个段落的音乐表现内容。同时,依据这些景象,全曲设计完成了“山、云、泉、河、林”五个音乐意象。

图1.《万壑松风》的段落结构和表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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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意象和每一个段落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即,不是“山”的意象只存在于“奇峰耸峙”结构段落中,也不是“松林高密”的结构段落中只包含了“林”的意象,而是在五个结构段落中交叉循环出现,作为核心音响元素贯穿于整首作品。


那么,每一个具体的音乐意象又是如何实现的?作曲家为五个意象设计了五个形象气质迥异的音响单元,通过对这些音响结构进行有机的组合,并控制它们出现的频次和方式,最终以富于个性的声音结构,营造和描绘了“奇峰耸峙”“清岚浮动”“飞瀑鸣泉”“水流奔涌”“松林高密”等五个结构段落中呈现的景象。


在对“山”的意象表现中,作品强化了高低音区之间的对峙,使之呈现两极化的状态。同时,在力度上大量使用突强突弱的力度模式。在音型上,使用了短促重音之后的长音保持。在配器和音色的处理上,乐队的铜管和打击乐加强了重音的力度,弦乐组辅之以滑奏。协奏乐器中,笙采用了打音和呼舌,筝除了使用高低音的两极对峙以外,有着大量以由下向上的琶音刮奏(尤其是靠近琴码的强力刮奏)。


在对“云”的意象表现中,使用中音区并弱化力度对比,慢速的环绕音型采用中强中弱的力度模式,乐队重心落在了弦乐和木管声部上,笙使用了历音技法,筝以泛音和吟揉为主。


在对“泉”的意象表现中,采用由上而下的音区,力度为中强中弱的模式,音阶和琶音以环绕下行的方式组成特征音型,速度以中速偏快为主。乐队采用木管、弦乐点状拨奏和木鱼、木盒等打击乐的融合。笙的点指和筝的轮指所构建的音响交织为一体。


在对“河”的意象表现中,采用了中低或中高的音区,力度的变化幅度进一步扩大。以多种形态跑动的音型不断快速游移,同时衬以打击乐的多种音色。


在对“林”的表现中,在中低音区和极低音区之中插入中高音区,力度在弱和中强之间不落痕迹地过渡。在音型方面,多个声部使用保持音,凸显内部线条的运动,使音乐起伏动静结合。低音乐器的大量使用,使整体音色坚实厚重、色彩浓密。


通过这些音响设计,音乐极为出色地以一种高度抽象但又惟妙惟肖的方式渲染描绘出了不同景致的形象特征。坚硬阳刚、险峻巍峨的山石,游移不定、冉冉漂浮的云朵,一落千尺、壮阔高远的飞瀑,水流奔涌、气势磅礴的河流,郁郁葱葱、凝重深邃的树木森林……这些自然景观所带给人的心绪和情感的变化通过音乐流动被精致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清人王原祈在《麓台题画稿》中曾这样写道:“声音一道,未尝不与画通。音之清浊,犹画之清韵也。音之品节,犹画之间架也。音之出落,犹画之笔墨也。”听完《万壑松风》的人,一定会对这段话有更为深刻的理解。的确,这首作品和李唐的原画作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作曲家并未简单地用音响去再现“还原”绘画的内容,而是用线性流动的音响,以动态的方式抽离出由画作所带来的微妙的情绪变化,将原画所营造的意象以高妙的音乐“拟象”手段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把“意象”视为主体寓予客观物象的主观情思;那么,《万壑松风》和原画作则分别以抽象和具象的方式,在瞬间呈现的智性和情感层面实现了统一。而完成这种统一借助的是作曲家赋予作品的高度精巧的结构设计。


二


从字面意义上看,“结构”是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但如果从20世纪产生的结构主义的立场来看,“结构”是艺术作品中诸要素的系统排列及其被整合的可能性,是潜藏在艺术作品之中的内在逻辑和掌控全局的规则。


《万壑松风》的一大创作特征是其内部形成了多维度的结构关系。如前文所述,由特定的音响元素构成“音乐意象”,类似于用音响材料构筑的“模块”,这些模块成为具有特征性的核心元素,贯穿于作品的始终,成为搭建作品的基本单元。此为作品结构的第一层面。


在作品结构的第二层面,作曲家为《万壑松风》设计了具有序列主义色彩的音乐要素组合方式。和贾国平此前创作的许多作品相似,该作品也采用了某种数控序列来控制、建构作品,区别在于建构的方式和最终呈现的个性之不同。


在音高的层面,作品使用了一组十二音音列作为原始音高素材。在这组音列中,以C音为基准参照,编号为“1”,按照每升高半音计数增加“一”的原则,为12个音依次编号(见“图2”中谱例第一行)。而后将这12个编号数字排列,组成一组数列(见“图2”中上方的“核心数控序列”),并用这个数列作为组织作品中各音乐要素的依据。比如,按照这个数列的原则,将原初的十二音音列,派生出另外两个十二音列(见图2谱例第二和第三行),三个音列共36个核心音高,用以表现相对应的音乐意象。

图2.《万壑松风》的核心数控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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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做法和一般的十二音技法不同。在惯用的十二音系列中,往往采用原型、倒影、逆行等方式产生新的音列,而在《万壑松风》中,作曲家以全新的方式应用自设的数控序列,产生了不同的音高体系。


由上述第二个结构层面的建构方式,衍生出作品结构的第三个层面——音乐时长的比例也是按照“核心数控序列”的原则而设计的。作品开始后,首个音乐片段为2个单位时长,紧接其后的片段为4个单位时长,而后为7个单位时长……全曲五个段落结构的时长比例,都是以这一数控序列为大致的依据而设置的。


如果说在音乐的时间性延展中,作品的五个结构段落是宏观维度,音乐片段的时长是中观维度;那么,与时长相对应的节奏则是微观维度。在《万壑松风》中,音乐的节奏组织同样参照了“核心数控序列”原则。


在“核心数控序列”控制下,音乐意象、音高体系、时长比例、节奏组织等不同层面的结构耦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全曲多维度的层次结构。限于篇幅,现举一例来说明这种复杂的结构关系。比如,在第一个结构段落“奇峰耸峙”中,首先进入的是“山”的音乐意象,按照“核心数控序列”设置的原则,第一音乐片段(乐句)为2个时长单位。在这个时长区间中,第一个音组的节奏为2个时值单位(在该作品中,将一组由十六分音符构成的三连音设定为“1”个时值单位),第二个音组的节奏为4个时值单位(即,节奏时值等同于4组由十六分音符构成的三连音),第三个音组为7个节奏单位……这一大致的原则成为全曲的时值结构原则。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音高体系层面,前文所论及的由核心十二音音列及其派生的音列共同产生的36个音高只是全曲音高体系中的一部分。在《万壑松风》中,还加入了附加的音列(如,五声性的音组),以及对古曲的引用。比如,在“山”的意象中,引用了古琴曲《高山》的素材,在“水”的意象中,引用了《潇湘水云》的素材。当然,这些音乐素材的引用是以抽象的方式溶解进入原有的音高体系之中的。


总之,《万壑松风》体现了一种高度理性的设计和控制,作曲家采用的新的结构的方式,使之成为一个精巧的结构体。然而,在这种控制和设计之下,音乐并没有陷入某种机械、僵硬和生冷。何以如此?本文作者认为,其原因在于,理性的设计和控制主要在于搭建了不同维度的音乐“结构体”,而在结构体的内部,作曲家依然展现了感性的自由。在一次讲座中,贾国平曾引用他的老师拉赫曼的一句话,来说明这种限制和自由二者的关系:“作曲家的写作如同关在一座房子中的鸟——拥有限制,但也拥有广阔的自由。”②


三


 同样在《曼海姆晨报》对《万壑松风》的评论中,施凡特·德特灵格写到:“爆发是具宣泄性和强有力的。令人赞叹的是,这部五段式的协奏曲作品达到了不可思议的效果。”③这一评价其实并无太多意外,当把它置放于贾国平同类或相似题材的创作境域中来审视时尤为如此。


贾国平的器乐作品大多拥有典雅且富于中国古典文化气息的名字——这些作品绝非仅是徒有其“名”,而是有着和名字一样隽永且令人回味无穷的文化气质和坚实的文化内核。


就《万壑松风》而言,它和李唐原作的一个类似之处是放弃了对具象事物的形似表达。李唐的绘画和中国古代顶峰时期的山水画作一样,将人内心观照下富于情感色彩的景观诉诸笔墨,而舍弃对物象的客观摹写。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在观念上侧重于抒情表意,而非逼肖酷似的模仿。这种美学精神主张“深于画者,得意忘象”(黄伯思《东观余录》);或者追求 “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


站在作曲家的立场,贾国平也曾这样谈到:“在我的音乐中,中国传统乐器不再是依照传统旋律的模式在歌唱,而是以各种声响构成的音响组合作为音乐材料,依据这些‘细胞式’的音乐材料进行延伸与衍变,以各种不同方式的材料组合与转换构成整个音响事件。”④


《万壑松风》显然是这样一种创作观念之下的产物。它在民乐与西方管弦乐队的交融中呈现了某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它将内心情感和心绪投射在外在的物象之上,并借助音响阐发出来。而在音乐素材的运用方面,贾国平也体现了其一贯的风格。将音乐素材抽象化、陌生化,对其进行重塑、重构,使音乐具备全新的艺术表现力。


对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作曲家而言,一个必须面临的问题是,每件中国乐器都是充满了深厚文化底蕴的音乐器具,流传久远、深广的众多中外经典曲目构成了丰厚的传统。如何在这个传统之上创新?如何赋予这些充满诗意的乐器新的表现力与新的美感?贾国平的看法是:“在音乐创作中,技术和音响都要源自文化意识,音乐是文化的体现形态。作为作曲家,要思考个体经验如何融入自身的文化传统,思考如何延续传统,思考如何在个性化的表达中回避他者。”⑤对此作曲家认为:“我们中国作曲家要有自己的标准。我们不是参照古拜杜丽娜,我们也不需要参照拉赫曼,但所有的(学习)都构成了我们的经验,但是更多的经验是走向创作,走向中国的传统。”⑥


《万壑松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贾国平近年来的新思索和新探究。作品似乎在不经意间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呼应了作曲家的自我设问:如何接续、表述古老的文化传统?如何刻画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旨趣?如何形成新的审美风格?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这首作品中,“客观物象—艺术形象—音乐意象”以一种浑然天成的方式融合在了一起。


从这个角度而言,《万壑松风》对这些设问给出了一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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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 [德]施特凡·德特灵格(Stefan M. Dettlinger):《自然万象之音》,载《曼海姆晨报》(Mannheimer Morgen) 2014年5月21日,第28版。

③见2014年11月12日,贾国平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座。 

④参见贾国平在2016年3月17日中国当代音乐多维研究学术研讨会《基于结构设计限定之下的写作探究》的发言。

⑤参见贾国平2019年4月30日武汉音乐学院讲座内容。

⑥参见贾国平在2015年6月第十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走进现代音乐——作曲家与音乐美学家的对话》的发言,文字引自马国伟《走进现代音乐——作曲家与音乐美学家的对话纪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本文为2016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课题《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与传播未来发展研究》(课题编号:16JJD760003)部分成果。]


(本文原载《人民音乐》2020年第2期)

黄宗权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萌

排版 盛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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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 https://mp.weixin.qq.com/s/5mINPGfm6dkvpDuJ8OpgoA